中国军人使用手机情况日益普遍,成为部队保密的隐患。有专家发出警告,智能时代的泄密会从手机开始。
解放军总政治部多年前就严令加强对军营资讯传播管理。在手机日益普及的今天,军队根本不可能完全将这一便捷的通讯工具拒之门外,如何防止手机泄漏军事机密?
在愈发开放的世界中,封闭的军旅生活要“接地气”,军方也在思考:手机能否转化为作战武器?
“一部处于关闭状态的手机,没有响铃,屏幕上也没有任何开机显示,话筒竟然被悄悄启动,潜伏在隔壁房间内听得清清楚楚。”2014年9月底的一次安全教育会上,通讯专业技术人员的一番“窃听”演示,让讲台下副师级以上干部们惊诧不已。
手机进入军营,所触发的争议已持续近20年。2014年10月7日,中央军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军队信息安全工作的意见》,再次要求“全面推开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和风险评估”。
2014年8月1日,《解放军报》的移动客户端正式上线,可借助第三方账号登录,与QQ、微博、微信、人人等社交平台合作,降低了用户使用客户端的门槛。其推广词写道,“军报有多种读法,指尖轻划屏幕是一种时尚,展卷细嗅墨香也是韵味绵长。”
这意味着,尽管手机等移动网络存在安全隐患,军方并没有如以往那样一味地禁止。当今,愈发开放性世界中,封闭的军旅生活要“接地气”,军方也在思考:手机能否转化为作战武器?
“身边的卧底”
新的“窃听”样式,以及信息化战争新模式的变迁,早已被解放军高层意识到。
2012年4月10日上午,东海舰队某支队一体化岸基作战指挥室,正进行一场数据链引导下的“红蓝”对抗演练。胜利在望,导演部却突然宣布:“红军”战败。
《解放军报》同年5月17日的报道披露了真相,原来,“红军”指挥所内,一名参谋将智能手机带进指挥室。这一细节,早已被检查组悄悄地盯上,悄悄下令“蓝军”锁定这部手机。凭借技术手段,“蓝军”精确跟踪定位到这部手机,准确锁定“红军”指挥所,“发射导弹”彻底让“红军”指挥所瘫痪。
进入智能时代,军方手机泄密变得更加容易:待机状态下,手机能与通信网络保持不间断的信号交接,产生电磁频谱,很容易被识别、监视和跟踪;即使处于关闭状态的手机,持有特殊仪器的技术人员仍可遥控打开手机话筒;制造过程中,手机芯片中也可能被植入特殊功能,只要插入电池,手机就会悄悄地把讲话接收下来,自动通过卫星发送给特定的接收站。
2013年8月初的一天,驻守华南地区的某高炮部队政委张中华收到一条短信息,内容是当地一家基建公司发来的招商广告。如此凑巧?正是在前一天晚上,部队常委会上讨论新建宿舍楼等项目,涉及资金八百多万。
后经排查,确实无人有意泄露会议的内容。会议上,只有一名负责后勤基建的干部使用智能手机录音。正是在这部手机中,技术人员随后发现已被悄然下载安装有“卧底软件”。
在百度搜索里输入“手机卧底软件”,不乏商家打着“官场、情场、商业竞争的最好帮手”的宣传语,四处营销所谓“卧底”软件——只要被悄悄安装在智能手机上,通过后台管理平台,就可以看到机主所有的短信内容、电子邮件、储存照片以及通话记录等信息,被监视者无所遁形。
2001年以来,《解放军报》等军队媒体多次公开发表警示性文章,诸如《戒除新兵手机依赖症防范泄密》等。军营之内,《小心你的手机》、《无形的黑手》等内部宣传警示教育片也轮番播出。
为手机所困扰的不只是中国军队。军营生活相对封闭,各国军队都在经历着来自现代通讯技术的冲击。韩国国防部公布的数字显示,2004年至2012年上半年期间,该国军方共有3116人因为互联网或手机泄密而受处分,智能手机是泄密的罪魁祸首。因此,一度严禁军人使用手机。
不过,严厉的禁令正因外部压力而放松。韩国kbs电视台2014年9月1日报道说,为阻止军营内虐待士兵等不人道行为,韩军开始试运行军中“公用手机”制度,这种手机是“一户一网”、“机号一体”,也只有通话和短信功能。
“猫鼠游戏”
“手机开始大规模进入军营是在2000年左右,真正带来冲击的则是在2010年左右。”北京某军事训练大队教导员张浦松记得,那时,智能机和3G等通讯技术纷纷投入市场,手机与互联网并轨。现在,泄密与各种思想对军营的冲击接踵而至。
“手机是九零后新兵的命根子,他们不怕训练吃苦,就怕收缴手机。”张浦松说,他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收缴、保管新兵的手机。
趁着就餐时间,张浦松带领几名班长跑进新兵宿舍,翻箱倒柜,终于搜出四部手机,登记造册。
“物证”面前,“犯了事”的新兵百般辩解,张浦松答应,待这批新兵两年后退伍时,统一发还手机。
禁止使用手机到底有多难?每月数次的安全检查中,违规使用手机都被列为重点检查内容,一旦发现违规使用手机者,将在全大队通报,连队负责人也会被问责。各连队轮番实施安全保密教育,辅以反复的大清查:手机如不按期主动上交,发现一部没收一部。
几场清查行动之后,仍有漏网之鱼:窗外,放置空调压缩机的铁架子上,发现了两部手机,谁也不敢认领;疏通下水道时,水电班的士兵发现,一部“三星”牌的手机装在塑料袋内,用透明胶带牢牢地粘在井盖的背面;甚至,如电影中的情节,洗漱台上一大块肥皂被掏空,内部躺着一部小手机。
“堵是堵不住了。”张浦松说,三年的新兵调查问卷都显示,入伍前上过网的战士比例都在98%以上,其中还有近两成的战士是“网虫”——每天上网时间超过6小时。参军后,超过八成新兵的要求是,“训练之余能够上上网、聊聊天、打打游戏”。
疏导之策也付诸实施。为解决打电话难的问题,部队花费近20万,建有“军营话吧”,与地方通信公司合作建设十几处IC卡电话亭。逢节假日,新兵允许对外打电话。他们依旧有怨言:“军营话吧”、IC卡电话亭的话机数量有限,不仅要排长队打电话,有“悄悄话”也不方便说。
初入兵营,来自浙江宁波的吴坤自称“微信控”。每天,他会把趣事拍照实时上传至“朋友圈”,尤其是喜欢穿着军装自拍照,其父母也据此确认儿子,“胖了?瘦了?”
手机被收缴、统一保管后,一连数天见不到儿子在微信上的消息,吴坤的父母很担心,匆匆购买机票跑到部队,确认其子“一切安好”后才肯离去。
疏,还是堵?当前,军队各单位的策略并不一致。南京军区出台《手机使用及保密安全管理协议》规定,只要由个人申请并经过团以上首长批准,所有官兵就可以使用手机,但需要填写《手机使用审查登记表》和《手机使用保证书》。
这些政策落实到部队也具有一定弹性。有的部队执行严厉的手机禁令,规定战士和士官一律不得使用手机;有的部队则允许士官周末使用手机,其他时间“锁柜”,派专人统一收缴保管。
当然,多数部队则对士官和干部“网开一面”,允许使用手机,但对硬件做了较为严格的规定:可自购国产机型,不得使用智能机,所使用手机号码必须实名登记,必须与“中国电信”等特定运营商合作,只开放通话、短信等基本功能。
这种管制式的“捆绑”政策,却带来新的安全隐患,由特定运营商提供的手机号码特征明显:一个单位几乎都集中于某一号段,大多是“连号”,这很容易遭到识别、渗透。
“管好,也要用好它”?
“手机就是潜伏在我们身边的间谍。”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韩旭东认为,手机具有强大的传递情报的功能,时刻都在寻找着有价值的情报。
“手机和互联网并没有那么可怕,关键是怎样用好它、管好它。”驻江南水乡的某装甲旅参谋长王越介绍说。
现在,新修订的内务条令并未彻底将手机逐出军营,而是针对时机、场合和注意事项做出颇为人性化的限定。军营之内,彻底拒绝手机并不现实,不再一味的禁止,中国军队也开始思考如何将手机转化为战斗力,两种类型的军用手机应运而生。
当前,少数一线部队已配备“三防”军用手机,防水/防尘、防摔、防压,电池待机时间也更长久,当然最重要的功能是带有加密技术,能够防窃听,军内更多地称之为“保密手机”。但其实使用功能却很单一,大多只能打电话、收发短信息。
而具备传感设备、全天候对接卫星、GPS跟踪导航等实用功能的“作战手机”,只有极少数特种部队的特殊岗位才开始试用,毕竟,中国军队的通讯更多仰仗无线电、“北斗”等通讯系统。
手机引发的全球性的信息变革洪流,让各国军队都无法置身事外。2007年夏天,阿富汗塔利班死灰复燃,发动袭击的同时,悄悄窃听英国驻阿富汗士兵的电话。英国《太阳报》报道说,一天深夜,一名英国空军军官的妻子,在英国家中突然接到陌生电话,传来恶狠狠的声音:“你永远也见不到你活的丈夫了,我们把他杀了。”这位妇女恐惧万分地给英国空军打电话,最后获知丈夫很安全。
这一事件促使英军下令:全面禁止驻外军队使用手机。直到现在,英国驻外军人所有的电话都必须通过安全的军方电话线路。
相比英军,中国军队对于手机的反应似乎更敏锐。早在2000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新修订实施,对手机等移动通讯设备,明文规定,“严禁将移动电话带入作战室、情报室、机要室、通信枢纽、涉密会场、军用飞机和舰船、重要仓库、导弹发射阵地等场所……严禁使用移动电话、寻呼机谈论、传送涉密信息。”
已觉察到手机通讯潜在的国家安全风险,中国军方一份内部视频警示片反复提及,早在2000年夏天,欧盟内部就出具一份报告称,美国国家安全局已建立代号为“梯队”的全球电子监听侦测网络,该系统一直在窃取各国的情报。在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地,“梯队”设置有数十个大型地面接收站,天上则动用120颗卫星,大量截获电话、手机、传真机和计算机等通信工具传输的信息。
大数据时代,一旦交谈中出现预设好的关键词,这些电子设备就会竖起“大耳朵”,自动将通话内容记录,最后交给情报人员做出解析。
美国国家安全局前雇员斯诺登,更是将这种“窃听”模式暴露无遗。英国《卫报》等媒体披露,借助电子侦察卫星、介入全球互联网端口等手段,美国情报机构对互联网、无线电以及移动电话通信进行监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