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执政之初，曾自豪地宣称“美国回来了”。2022年的《国家安全战略》宣布，通过“利用我们的国家优势，团结广泛的盟友和伙伴联盟，我们将推进我们对一个自由、开放、繁荣和安全世界的愿景，智胜我们的竞争对手，并在气候变化、全球卫生和粮食安全等问题上取得有意义的进展，不仅改善美国人的生活，也改善世界各地人民的生活”。
这一愿景的核心要素包括“面向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即产业政策、贸易限制和大规模的政府支出）、重视外交手段而非军事力量，以及深化和拓展联盟关系。该政策明确将国内外民主联系起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最近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拜登政府能够成功制定“一项复兴战略，将国内对竞争力的历史性投资与密集的外交行动相结合，以重振海外伙伴关系”。
拜登政府为自己设定的标准是衡量其政策成败的一个依据。而按照拜登团队自己的标准，其外交政策并未达到他们所宣扬的宏伟目标。中产阶级似乎更关心通货膨胀问题，而非国内的民主状况或美国在国际上的回归；在拜登总统任期接近尾声时，三分之二的美国选民认为国家正走在错误的道路上。而且，拜登政府非但没有加强国内的民主，反而成为了特朗普第一任期和可能的第二任期之间的桥梁。
2021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这一事件降低了拜登总统的支持率，此后支持率再也没有回升。尽管当时的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2020年与塔利班达成的协议引发了这场灾难，但拜登拒绝承认对这一结果或执行过程中的错误承担任何责任，而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对此进一步强调，也让人们有理由质疑这个在特朗普政府混乱动荡之后以可靠形象自居并进行自我宣传的团队的能力。
但即使在阿富汗惨败之前，拜登就已表现出对自己轻率的公开言论可能带来的外交政策后果的漠不关心。他称俄罗斯总统普京为“杀手”，并威胁要让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成为“孤家寡人”。虽然这些情绪值得赞赏，但却没有相应的政策支持，而且当这些领导人对美国采取反制措施时，美国的态度就软化了。问题不在于政策本身，而在于声明与获取实现该政策所需的军事力量之间的脱节，以及缺乏对美国民众的宣传教育。鉴于之前卑躬屈膝的投降先例——比如拜登政府官员发现沙特实际上对美国在中东的目标很重要，能影响美国经济，而且沙特还有与中国合作的选项。
这就是拜登外交政策的核心失败之处：豪言壮语与政府为实现目标实际愿意承担的风险或做出的承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从理论上讲，拜登政府对伊朗的政策是，除非德黑兰放弃发展核武器并承诺达成一项更长期、更有力的核协议，否则美国将摧毁伊朗的核基础设施。然而，很难想象一位如此致力于减少美国在中东的介入、对使用军事力量普遍持怀疑态度的总统会执行这一政策。
这就是拜登外交政策的核心失败之处：豪言壮语与政府为实现目标实际愿意承担的风险或做出的承诺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
在乌克兰问题上，目标与风险之间的差距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明显，也更具破坏性。拜登政府官员多次表示，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支持乌克兰，承诺提供超过1000亿美元的援助，但他们提供援助的速度比实际需要的要慢，而且由于担心局势升级，没有考虑到因此在人员伤亡和发展势头方面付出的代价。他们对支持乌克兰收复其国际公认领土的犹豫不决，甚至导致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情况，即美国的欧洲盟友率先提供了华盛顿一直犹豫是否提供的武器。直到那时，拜登政府才在羞愧之下勉强跟上那些规模较小、面临更大风险的盟友的勇气。
在俄罗斯入侵初期，拜登政府采取谨慎态度并非错误；他们对地区战争演变成世界大战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但他们表现出这种担忧的方式却助长了莫斯科和其他对手采取可能导致局势升级的策略。尽管随着西方支持的扩大，俄罗斯发出了众多威胁并划出了红线，但战争并未超出乌克兰范围，也没有升级到使用核武器的程度。这表明，莫斯科比华盛顿更清楚有利于美国及其盟友的基本实力对比。然而，拜登政府过于谨慎，不仅阻碍了乌克兰取得胜利，还降低了美国继续援助乌克兰的意愿。
拜登政府也对伊朗和朝鲜核计划等日益严重的问题视而不见。2020年初，伊朗突破核限制所需的时间是一年；现在可能只有一到两周。2021年，专家估计朝鲜已组装了10到20枚核弹头；现在大约有50枚，而且其裂变材料还可再制造70到90枚核弹头。直到2023年，拜登团队似乎都没有一套对朝政策；在《国家安全战略》中，朝鲜问题甚至没有像粮食安全、气候和能源安全那样得到一个副标题，只是一带而过地提到了朝鲜核计划和导弹计划的威胁。拜登政府对朝鲜扩大核武库的挑衅行为、多次发射导弹和卫星以展示其增强的打击美国目标的能力、平壤方面对朝鲜统一的否定，以及向俄罗斯提供火炮和其他武器等行为，完全选择了无视。
至少有1万名朝鲜士兵被派往俄罗斯参与乌克兰战争，这一情况引发了欧洲和亚洲盟友的极大恐慌，拜登政府最终不得不做出回应。拜登宣称平壤的行为“危险且破坏稳定”，并表示必须采取措施，但并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这再次暴露了美国的焦虑。威慑并非如此运作的。拜登政府没有让对手对美国将如何运用其力量来阻止或惩罚他们的恶意行为感到不确定和恐惧，反而凸显了其对美国自身行为的限制。
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另一个主要缺陷是缺乏有意义的贸易倡议。亚洲盟友曾希望拜登政府能重新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他们得到的却是姗姗来迟且空洞无物的《印太经济框架》和《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这两个倡议都没有提供市场准入条款。拜登政府私下表示将大力推动双边和特定行业的贸易协定，但实际成果寥寥。2023年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总统又雪上加霜，撤回了一项已经与其他13个国家谈判达成的协议。
机会的匮乏，再加上保留了特朗普时期对盟友的关税、“购买美国货”的限制，以及对美国企业的补贴，使得美国的国际经济政策出现倒退。盟友们想要的是一个无需依赖中国就能实现共同繁荣的愿景，而拜登政府给予他们的却是对其企业的进一步限制，以及对与中国开展贸易实施制裁的威胁。
贸易政策并非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实力手段中唯一出现重大倒退的领域：国防开支问题更为突出。在拜登任期的四年里，美国国防预算在任何一年都未能跟上通货膨胀的步伐。在这四年里，美国军队不仅没有取得进展，反而有所退步。拜登政府执政的第一年，国会两党一致在总统的预算请求基础上增加了250亿美元。第二年，国会又在总统的预算请求基础上增加了450亿美元。目前，国会正在就是否遵守总统的预算上限（众议院的立场），以及将总统的预算请求提高215亿美元（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提议）至374亿美元（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提议）之间进行抉择。
从阿富汗耻辱性撤军、威慑力逐渐削弱、对对手采取规避风险的态度、在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问题上坚持无效的策略、贸易政策缺失，以及国防开支不足——这些都是国家安全政策中犯下的严重错误。此外，还有一些较小的令人失望之处，比如2021年旨在“加强国内外民主治理”的民主峰会，该峰会加剧了与被排除在外的盟友之间的紧张关系，却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在将北美整合为一个劳动力平台、能源生产和分配网络以及供应链和制造业基地方面，也错失了一个重大机遇。如果美国及其近邻能够找到深化合作的方法，他们将具备规模经济，从而有能力保障供应链安全，并通过提高墨西哥的生活水平以及让美国在墨西哥南部边境获得管理移民流动的战略纵深来减少移民问题。这对三国政府来说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如果不这样做，就可能导致墨西哥陷入犯罪泥潭。拜登政府甚至都没有尝试过。
然而，拜登政府的记录并非全是失败。它也取得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成功。在拜登任期内，美国没有卷入一场重大战争，鉴于世界正变得日益危险，这是一项重大成就。我本希望通过更多的威慑和更少的让步来实现这一目标，但让美国远离重大战争对国家是有益的 —— 尤其是当国内争端日益凸显且难以解决的时候。
拜登政府对威胁进行了优先排序，将中国列为首要威胁，并在扩大合作的同时，增加了应对威胁的手段。美国加入了AUKUS联盟，这是与澳大利亚和英国达成的一项三边军事合作发展安排。美国深化了与菲律宾的防务合作，支持马尼拉的海洋权益主张，并启动了美日菲三边磋商。美国鼓励日本提出的与韩国和解的倡议，并通过戴维营协议将其制度化。美国通过与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的“四方安全对话”扩大了合作。美国让北约盟友将中国视为联盟关切的问题。美国运用富有创意的经济治国策略，美国商务部在决定禁止哪些内容以及如何禁止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
在国家情报总监艾薇儿・海恩斯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的得力领导下，拜登政府恢复了美国情报界的声誉，其评估准确，透明度提高，情报共享范围扩大。不仅判断正确，而且在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之前就及时做出了正确判断，使盟友政府能够提前调整政策。美国情报界多次展示了对俄罗斯政府的出色渗透能力，同时又没有暴露情报来源。
如果美国及其近邻能够找到深化合作的方法，他们将具备规模经济，从而有能力保障供应链安全，并减少移民问题。
拜登政府在北约联盟面临自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以来最严峻考验时，成功维持了联盟的团结。俄罗斯2022年对乌克兰的入侵本可能使北约联盟分崩离析（现在也仍有可能）。然而，拜登政府不仅安抚了盟友，还带领他们在保卫北约地区和向乌克兰提供物资支持方面形成了坚定而统一的立场。而且，盟友们继续增加国防开支，这一上升趋势始于2014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时：目前已有23个盟友达到了将国内生产总值的2%用于国防的既定目标。成功促成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需要与土耳其进行艰难的谈判，如果没有拜登政府的持续努力，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拜登政府还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国际行动，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召集了50多位国防部长级别的官员，每月与乌克兰官员会面，了解战争最新情况和所需援助。“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提醒人们，美国的领导作用能够取得怎样的成果，以及在危险时期这种领导作用是多么不可或缺。
这些成就中的许多可能会被特朗普政府挥霍殆尽。唐纳德・特朗普的性格不适合进行多边或制度化的合作，他更喜欢个人双边交易，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美国的影响力，并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他在威慑侵略方面的记录好坏参半，而且没人知道他在预算方面会提出什么方案。他对情报界和军事领导层深感不信任。他任命的内阁成员大多是破坏者，而缺乏建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