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要看的西方文明的一组关键词是：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我们知道希腊精神主要是古希腊思想的源流，他们主要创造了超验哲学。他们认为，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彼岸世界是西方的“天”的概念，是我们现实世界的理想状态，与中国的“天”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而希伯来精神则强调犹太、基督教的一元神创世说，它与希腊的二元神创世说之间有巨大的张力，因此形成西方思想的两个源流。
我们都知道上帝创世说。上帝在第二天创造了太阳和月亮，其手指象征其强大的不可逾越的权力。而《新约·约翰福音》中讲到：“太初有道，神创世界。”在西方，道是天地万物的神化，而神、耶稣基督的形象与人像一样具有肉体化、同类化的特点，这体现了神与人同类化的过程。
在《约翰福音》中，‘the Word’是一个需要重点关注的词汇。这个词在很多的《圣经》中文版中被翻译成“道”，即“太初有道”，但这和我们《道德经》的“道”是不一样的。这个词在古希腊语中对应的是“logos”，有“语词”和”秩序”的意思，在英语中还引申为“逻辑（logic）”。因而汉语中讲的逻各斯是指”世界的理性秩序，实际上也就是西方的语言中的理性秩序。《圣经·新约》中的逻各斯是指天赋和语言，即上帝所创造的有序世界，这一世界具有神圣的理性，即清晰的语言。最后上帝将逻各斯化身为耶稣基督。
西方人理解世界的方式，就像教堂的尖顶一样，是直指上天的，因为他们认为超越我们视野的上面的天，是彼岸世界的天，在那里有真理。他们所强调的是真理的第一规则和唯一的神。语言是理解神的世界的途径。
然而，在奥古斯丁和他的《上帝之城》中表达了一种新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奥古斯丁虽然生活在人世，家乡被蛮族入侵，但在他的意念里，他和上帝、大天使们一起生活在美丽的上帝之城。他把希腊的传统和希伯来的传统合为一体，形成了一种新的基督教的哲学理念。
西方传统认为有两个世界，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西方人眼中，彼岸世界是超验的，而哲学家可以找到此岸和彼岸世界之间的道路。此岸世界，也就是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和彼岸世界经常会有纷争。西方哲学家认为，解决纷争的重要方式就是辩论，这表现为古希腊哲学家对演讲术的重视。在当时，谁在辩论中获胜，就会被认为是掌握真理的人。演讲术一直延伸到西方，现在还比较盛行。
而在东方，人们通过“道”来认识世界。《道德经》二十五章中这样说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关于语言的中国式的理解就是道。中国的“道”显然不关注语言和逻辑，语言只是为了交流方便。“道”是宇宙万物运行的规律，而只有由有缘者感知。他可以不识字，这表明中国的“道”与西方的语言和逻辑是没有关系的，如“得意忘言”的慧能和尚。“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表明道不依赖于外物存在，处于永恒的变动当中，这与西方柏拉图式的通过静止后进行分析来获取知识形成对比。“可以为天下母”则去掉了天地的男父形象，其身份表征是——世界运行，则道在。
在中国，雍和宫的建筑形象与西方教堂直指天空的形象形成对比。中国建筑成水平结构，更多关注建筑之间的联系和整体的结构平衡。
中西之别更根本的是指近代以后的中西大分流。西方进入近代以前，与中国具有同源性，如罗马帝国与汉朝的并列，中世纪中西社会都强调中央集权等。而中西大分流则发生在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科学结构革命的这几百年——这些范式的革命引发了现代化，进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直到现在，西方仍然还在这一过程中。 下面我们来看看西方现代化在不同领域的表现。
西方现代化在各个领域的表现
一、科学领域
现代化带来了科学结构的转换，这是思想方法论的转换，即在西方哲学理念和西方思想方面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日积月累的量变导致的质变，它带来了思维方式的变革。这一过程的特点总体上是去神化的过程。如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约翰·邓恩所说：“新的天文学将一切推入了疑问的深渊，但是在新的文化遗址中却注入了新的感知。”
托勒密和哥白尼的日心说和地心说之争便是很好的体现。托勒密是古代天文学的权威，但在一千年后却被哥白尼请下台。哥白尼日心说的关键之处、革命性之处是他破处了教权规定的世俗秩序，从而使教权在根本上受到了人们的质疑和挑战。
进入到15-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由于阿拉伯人的散播，古希腊的文化得到了复兴。人们强调用实验的方法挑战教会的权威，如伽利略利用望远镜进一步证明日心说，使得地心说和教权都受到了挑战。虽然伽利略受到了残酷的惩罚，但他的观点日渐深入人心。
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文明孕育了另一个产物——新科学。新科学建立在新理论、新证据的基础之上，强调采用实验方法和逻辑证据，祛除了宗教信条。由此，科学成为西方生活中的新权威，并1920年后进入中国。科学的变化也带来了带来政治上的变革，使得政治体制逐渐从中央集权变成分权。而中国科学则与西方新科学不同，是实用性的科学，这一部分可以参考《中国古代数学思想》。
我们先来看看在传统社会中中西对王权合法性的看法。中国的天命观是占卜、保民、天象、皇帝、国泰明安的繁荣景象。而最后一项，说明的是国家繁荣是王权统治合法性的最有利的证据。中国的专制统治比西方多延续了几百年。
二、政治领域
而西方则在近代面临一个”政治范式转化”的问题。现代性进入政治领域，使得政治结构发生突发性转换，即从原来君权神授的中央集权模式转化为分权的政治模式——国王作为符号存在、首相内阁掌权的民主政体。1649年处死查理一世便是这种政治模式转变的体现之一。
霍布斯当时为君王存在寻找合法性，创立了社会契约论，这是西方政治现代性的基础。在霍布斯的学说中，自然法则取代了神。他认为君主立宪是最好的政体，而这种契约论的思想，使得政府建立在人民与政府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一旦信任破裂，人民有权推翻政府。这使得人民相信社会等级不是上帝安排的，秩序的神圣性不复存在，政府是可以被推翻的，由此引发了法国大革命和独立战争。
三、经济领域
1776年世界发生了两个大事件，一个是美国独立，成为实践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学说的第一个国家；另一个就是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宣传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竞争对人人有利的观念开始盛行。竞争观念是西方社会一个重要的特点。西方政治结构的特点是斗争，斗争是西方社会中恒久不变的通用的道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相互分立制衡、监督、斗争成为常态，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然而政党则左右着人民的意志和选举，甚至通过游说团左右国家的大政方针。西方的思维方式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状态，这种状态从奥运会任何比赛只设一名冠军可见一斑。而中国的政府是双重系统，政党和人民双方的联合构成和谐统一，即行政命令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双向循环结构。中国文化强调此消彼长、阴阳变化，而西方强调你死我活、消灭的过程。
由此可见，现代性是无所不包的现在进行时状态。当古典传统遭到质疑时，现代性就已经开始了，在西方始于文艺复兴，在中国开始于19世纪晚期，而现在，“现代性”开始加速。
我们要注意区分“现代化”和“现代主义”这两个术语。现代化是最初是一个经济术语，指的是19世纪至今的工厂和工业大生产这样一种经济现象。而现代主义更多是指19世纪以来发生在音乐、绘画、文学等艺术领域的革新，这些是伴随着大规模的现代化进程而发生的小范围内的改变。
四、文化领域
而在文化领域，现代性也一点点改变着不同类型的文化: 15世纪在绘画上出现单点透视技法；16世纪在天文学领域出现哥白尼的“日心说”；17世纪政治学领域霍布斯提出“社会契约论”；18世纪经济学领域出现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19世纪自由恋爱观取代了包办婚姻，工业化使得工厂出现，心理学领域出现了弗洛伊德的学说；20世纪早期艺术领域则出现了现代主义运动。
现代化在中国
而在中国，现代化仅仅在慈禧此后，也就是1908年后，才开始产生巨大影响。中国传统在20世纪初被严重挑战，所有领域都受到了影响，中国社会由此开始了延续近一个世纪的剧烈变革。中国人为了国家利益，不断尝试寻找一个可行的方式来实现中央权力的集中。
然而我们需要注意，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传统不同于西方在现代化中面临的传统，因此中国的现代化有其特殊的问题需要解决，也有其特殊的道路需要探索，即使是西方式的做法，也会在中国社会的实践中变成中国式的做法。
然而，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中遭到破坏，并不意味这它就此消亡，而是转入地下。至今，仍有许多人相信以往那些被大多数人认为是过时的信念，总有人会倾向保守的一面，捍卫传统。
中西文明的延续性：思维方式上的延续
接下来，我们将从两个方面阐述中西文明思维方式的不同和它们的延续性，一个是他们不同的叙事方式；一个是中西儿童的思维方式。
中西之间有两种不同的叙事方式。西方的叙事是亚里士多德的那种叙事方式，即故事必须有一个开头、过程和结尾，最后必须能得到一个结论，例如基督教的上帝创世、人类堕落、接受审判的叙事模式。而中国的叙事过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塞翁失马，故事不断在好与坏之间循环往复而没有结局，你永远不能从这个故事中找到一个最终的定论。西方的叙事是线性的，而中国的叙事是循环的。
现代性也使得西方将科学成为其新的信仰体系。西方传统时期，世界是由一个不会改变的原力——上帝创造的，最后将迎来最后的审判。而在现代社会，由于17-18世纪启蒙运动的发展，使得人们受到了教育，上帝被自然取代（例如前文所说的霍布斯的思想），而宇宙则开始于大爆炸，终止于“热寂说”的理论构想。
然而，尽管西方现代化发展到今天，根据最新的数据，仍有80%的美国人称他们仍然信仰上帝。无论是否世俗化，大部分人都明确相信并且与犹太基督教和谐相处。
人们的思维方式反映在他们如何组织他们的世界中。我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其中的人造产品，都使得我们能够理解什么是不同的思维方式，这也反映了东西之间的极大不同。例如，当你看到“奶牛”、“母鸡”、“草”的时候，你认为哪两个放在一起会最合适。西方的儿童认为奶牛和母鸡放在一起最合适，因为他们习惯了从无形的秩序分类中看待事物；而中国的儿童则会把奶牛和草放到一起，因为他们更倾向于关联的、动态的、循环的思维方式。
在西方，人们会把现实的体验归类到更大的分类中，从而用一种单一的、焦点放射式的无形的分类来组织自己的体验，例如把母鸡和奶牛归入动物的行列。而在中国，人们倾向于把具体的事物放到关联中观察，通过循环的、可观察的关系来组织自己的体验。
注：以上内容未与演讲者确认，为同学听讲座后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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