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的七个关键词：一个大马华人的所思所想（三）

“华校”、“祖国”

【编者按】提起马来西亚，你会想到哪些关键词？你是否知道“马来”和“大马”两个词有哪些微妙的差异？喝咖啡何以成为马来西亚的国民文化，“咖啡钱”文化的形成有什么样的历史背景？成龙、李宗伟、杨紫琼都是“拿督”，拿督有什么特权？“拿督”机制面临什么样的危机？马来西亚人对猪肉有多敏感？马来西亚的“华校”与普通学校有何不同？本专栏共推出马来西亚华人邓世轩的三篇系列文章，通过7个关键词向读者介绍马来西亚文化，解答以上问题，让读者从马来西亚人的视角走近这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家。作为本系列的最后一篇文章，本文向我们介绍了马来西亚“华校”的发展历程、现状，并分享了自己对“何谓祖国”的个人思考。

六、华校

“马来西亚人？为什么你的普通话讲得那么好？”于是，我又要把过去的身世和会说华语的脉络和眼前的朋友再说一遍。很多人对我们普通话的好奇我觉得不是说得好，而是因为我们的口音听起来像闽、粤、台（北方人一般分不清楚），却发现我们不是中国人。因为对很多人来说，海外华人的发音会有浓郁的英语口音，或者是标准的央视主播腔，我们的发音对一些人来说更像是普通话发音学不好的中国南方人（这是一个朋友跟我说的）。我们的华语腔调之所以不像其他外国人那样一口京片子，是因为我们从小就在马来西亚学华语，而当地的华人社群也是那样发音。下文就来说说我们怎么在马来西亚学华语。

华文小学上课情况（图：诗华日报）

华校，即是华文学校，是以华人为主体，以华语（普通话）教学的学校。马来西亚华校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旬的私塾教育。早期的私塾教育以个别籍贯的会馆开办为主，教授的是过去的传统教育如《四书五经》之类的古籍，并以方言教学。今天华校的雏形则是受到维新派教育改革的影响所开办的“新式学校”（目前中华世界主流的学校形态）所影响。1957年马来亚独立以后，华校（包括小学与中学）被纳入国家教育体系之中。60年代政府试图强化国族认同，试图将华文中学改制成为以马来语为教学语言的国民学校却遭遇华人社会反弹。改制后的华文中学成为“国民型”，特点是仍强制学生上华文课与保留华人担任学校高级行政主管。一些华校坚持不改制，或改制后又复办的独立中学则是成为独立于国家教育体系之外，在教学及行政上都是以华语及华人为主体的学校。因此，在马来西亚语境内指的“华校”，也就泛指以上三类：华文小学、华文国中与独中。但有时候指的是“独中”。

马来西亚兴华中学举办新春活动庆典（图：星洲日报）

在马来西亚国家的教育规划下，各族群一般在小学的时候都以接受母语教育为优先，所以马来西亚各地几乎都有公立的国民小学、华文小学、淡米尔文小学供家长自由选择，所以有的马来裔家长会让孩子上华文小学，而少部分对母语教育不怎么执着的华裔家长也会送孩子到国小。据教育部统计，华小生之中非华人就占到了20%左右。华小与国小的课程几乎没有差异，除了马来语科的深浅不一样之外，其他只是翻译的问题。我还记得过去小学六年级的鉴定考试各科目的试卷都有华语和马来语，考生可以自由选择语言答卷。但到了中学阶段，国家则希望可以实现各族群在“同一屋檐下”接受同一语言的国民教育体系，以促进国民融合。而华文国中在国内的分布也比较少，要考进去也需要比较优异的成绩，所以大部分华人的华文水平其实仅停留在小学阶段。事实上，大多数的华人会选择进入国民教育体系，相反，像我这样选择到独中升学的学生其实是少数。

独中生的身份在当下国内有三种标签。第一种是认为独中生很有钱，这通常是首都一带民众的偏见，这是有几个原因叠加而成的：首先是独中校地很小，建设只能往上来盖；其次是独中的运作几乎靠董事捐助，而这些董事都是商界名人；再来，读独中要交学费，对一些家庭来说还是不小的负担。第二种标签是认为独中生读的都是外国教材，甚至被贴标签为不爱国，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虽然独中的所有教学以华语作为教学媒介语，华文课是必修，且课纲内的华文诗词与现代文选读与中国高中相差无几，我们也修中国历史和中国地理。但是，独中的所有课本都是本地华人编辑并在马来西亚出版，课程内容至少涵盖了马来西亚教育部拟定的基本教育课程规范。不仅如此，独中还必修马来文，课纲还涵盖马来西亚史与东南亚史。这样的标签仅仅因为独中的教学内容强调更多的中华文化内容。第三种标签是认为独中生的马来文与英文差。我认为这是社会对独中生最大的偏见，很多人因为独中的教学媒介语是华语就加深了独中生马来语、英语不好的刻板印象，但其实很多国中差班的学生的三语能力比独中还差。若要我说的话，独中和华校的问题可能在于融入的问题。

传统“巴刹”（菜市场）中的商贩与顾客交易（图：光华日报）

有时候，我真的不太好界定我们生活的环境到底是多元还是单元。没错，在食物上的选择，华人应该是国内在食物选择上最丰富的族群。但在教育上，我们可能就是待在自己的泡泡中。虽然说独中教育涵盖马来文、华文、英文三种语言，但是我们的上学环境都是清一色的华裔，我们美其名曰是要传承母语教育和中华文化，可是我们直到大学以前都是生活在以华人为主的环境。那些家住在混合区的学生可能在日常生活可以感受到更多族群间的交流，但对于住在华人相对多数的地区的学生，这样的交流机会更少，留学更是进一步活在中华文明的同温层中。随着马来人占国家主体的比例不断在扩大，这其实对华校生未来的发展不利。华校生和国中生就像活在同一片土地，但是对这个国家未来想象不同的两个群体。要如何为华校或在两者间建筑一个桥梁？还是就以粗暴和完全否定的方式摧毁它的存在？在华人人口锐减趋势下，这是愈来愈迫切要面对的问题。

七、祖国

在马来西亚，过去很少人会用“祖国”两字。不知道是不是本来生活在帝国边陲的祖先对中央政权没什么情感，还是纯粹的就是在南洋地区不怎么使用这两个字。对于相同的概念，一般我们会说的是“我的国家”，这反映在马来西亚的国歌“Negaraku”之上。该字直译是“我的国家”而歌词第一句就解释了何谓“我的国家”，即“我生长的土地（tanah tumpahnya darahku）”。这样的意思其实和“祖国”的含义相差不大，但鲜少翻译成“我的祖国”。“祖国”一词在马来西亚时髦起来反而是在中国影视与娱乐产业“出海”之后，尤其电影《战狼》台词“不管你在哪，请记住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的影响。中国大陆在宣传上对“祖国”一词的强调，也外溢影响马来西亚华人对“祖国”的思考：“祖国”究竟是什么？

华人积极参与马来西亚的政治运动（图：WSJ）

尤其是2018年两名在中国发展的马来西亚歌手蔡恩雨和以格两人的“祖国论”在马来西亚华人社群中引发强烈的争论。事缘于两人在《中华情》和《中国好声音》节目上表示“回到祖国”非常开心，不少网民很在意两名持马来西亚护照的歌手把中国称为“祖国”。为什么“祖国”在哪里对马来西亚华人而言会是个严肃的问题？这是因为虽然华人在马来西亚已经生活了好几代，但并没有随着在地生活越久就解决身份认同的问题。反之，21世纪马来西亚华人的身份认同却逐渐走向迷失。在上一篇的《华校》中已经有述及，华人在马来西亚有自己强大的社群，甚至母语教育也在公立教育体系的保障之下，所以马来西亚华人得以维系自己的风俗传统和传承自身的文化，在这样的环境里有助于巩固自己是“华人”的身份意识，这是与其他被迫与主流族群同化的东南亚国家华人不同的。这样的华人意识本来不会是个问题，尽管在协和式民主的运作下族群之间会有“顾此失彼”的博弈，可长期下来华人认同还是能被整合到国族认同之中，即华人可能会突出自己的华人身份认同，却不会轻易放弃自己是马来西亚国民的意识，他们采取的做法是强化华人身份在本土的存在。可是到了21世纪，中国的崛起却冲击了马来西亚华人的国族认同。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崛起只是一个客观意义上的事实，而中国崛起连带的民族自豪感和对台湾的统战在无意识中也影响了海外华人，而本来“华人意识”就很强的马来西亚华人便是其中影响最深的群体之一。马来西亚华人的认同愈来愈“亲近”中国首先是伴随着对国家的失落感而来的，这样的情感始于2008年北京奥运举办所对全球华人带来的自豪感，而对近两届选举没有改变现状的失落则强化了这样的情绪。与此同时，在中国迅速崛起的背景下，中国制作的影视、电视节目、纪录片、国家宣传片等透过社交软件和短视频影响了华人的收看内容，遥远的中国成为一个与本国现况比较的对照物——华人因为对国内现状不满而对遥远的中国投射一个美好的想象，并共享中国崛起的荣耀。这样的情感使得部分本土华人重新寻找和中国的联系。于是“祖国”一词被部分华人使用，并新创造为“祖籍国”的概念，试图与中国嫁接亲缘关系。

福建省侨联主办的马来西亚华裔青少年“寻根之旅”（图：福建省侨联）

但是这样的行为在另一部分华人看来是非常不恰当的。首先是回应激进的马来民族主义者对华人“不忠诚”的指控。虽然马来人对于华人是这个国家的重要一员没有异议，但是对于华人在马来西亚应该怎么存在就有不同的意见了。华人经常被质疑的是“忠诚度”不高，主要体现在华人的“同化”程度低，排斥马来文化，尤其是至今仍有许多华人对马来语的掌握不熟练，过去还有激进的民族主义政客要求华人“回中国/唐山（Balik Cina / Tongshan）”，而公然地把中国称为“祖国”无疑是坐实了他们的指控。其次，另一部分华人反感于自己的同胞公开对他国谄媚。这种为了经济利益或其他精神追求称中国为“祖国”或“内地”的行为，被他们视为是“背叛”马来西亚的表现。毕竟大部分马来西亚华人已落地生根好几代人，鲜少与中国有直接的亲缘关系，更不曾在中国成长。华人的祖先来自于中国，固然会加深华人对中国的好感，但中国也没有对海外华人负有任何的责任与义务，把这样的外国称呼为“祖国”只是华人的一厢情愿，因此他们认为逻辑上显得不可理喻。

2020年东京奥运会羽毛球选手李梓嘉担任马来西亚代表队旗手（图：AFP）

在互联网与社交媒体普及的世界中，所谓“离岸爱国主义”的情感越来越显著。就像本尼迪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所描述的，印刷术的推广使大量刊物得以出版，凝聚了有识之士影响了19世纪民族主义的发生。互联网就扮演了过去印刷术的功能，把离散于各地的、少数身份认同者联结了起来。他们不需要身处于一地，无需共同生活，却能凭着一种对远方的关怀共享情感。在这些海外移民原生国的政治人物看来，这样的情绪能被他们拿来操作短期利益：埃尔多安在2017年给了我们一个实际的例子，他呼吁拥有德国公民资格的土耳其后裔在当年的选举不要把选票投给“土耳其的敌人”。但是这样的行为长远来看会有利吗？除了可能会导致两国政府交恶，还会使本来就难以融入当地的移民更不被当地多数群体所信任，严重者甚至还会引发像排犹、排华这样的种族歧视行动，最悲剧的莫过于因为恐惧他国“输出革命”而引发的1965年印尼9·30事件，造成几十万印尼华人无辜伤亡。

我想，对于“祖国”的感情是油然而生的，不应将责任怪咎于外来的影响，不管是倾向于哪个认同都是个人的偏好选择。可是若要分析这个问题的缘生，则今天部分华人对“祖国”迷失和疏离，马来西亚政府和华人知识社群可能都需要承担过失。前者在政策推行上的偏差使华人产生疏离感，也缺乏恰当的公民教育引导国人正确认知国家及社会与个人的关系；而华人知识分子无法在主流媒体与互联网平台上提出有力的主体性论述，带动华人群体对自身定位和未来前途的讨论，使得话语权不断被外来的声音及恶俗营销内容“带偏”。在华人主体性愈来愈丧失的情况下，“祖国”失去了原有字面上的教条意义，成为部分华人寻求身份认同的慰寂。在当下激烈身份政治的争执中，什么才是华人主体性的最优解？或许这时候王赓武“心安即是家”的经历是一个不错的参考案例。

（作者：邓世轩，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8级校友。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立场无关，文责自负。引用、转载请标明作者信息及文章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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