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片酬、饭圈整顿高热，短视频成两会新关注点？

作者 | 糖炒山楂

“明星收入几千万上亿，还在偷税漏税；某足球队年收入三百万、五百万甚至上千万，球场上没有看到他们进球，完全给中国人丢脸。”

巩汉林的话，成为文娱提案投注在市场上的一颗重磅炸弹。截至目前，“巩汉林称明星收入上亿还偷逃税给中国人丢脸”斩获3.4亿阅读量，在微博5.9万人参与的投票中5.5万人表示明星、足球队动辄收入上亿，“不正常，不高了”。

7日晚，巩汉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应道：本意是希望多鼓励宣传劳动模范，建议重新制定表彰劳动模范标准。这并不是巩汉林第一次剑指明星片酬，2020年他就曾提出根据职称等级规定演员片酬上下限。今年同样瞄准这一现状的还有葛华勇委员，他建议“有效调节如流量明星、直播网红等过高收入群体”。

事实上，天价片酬走入大众视野第五年，饭圈乱象以爆炸式效应被关注，关于劣迹艺人的处罚从一刀切到分级惩戒，明星主体连接下的多维度整顿，历来是催生“明星提案”的关口。不同的是，今年巩汉林、冯远征皆更深入地指出了资本无序发展的问题。

在巩汉林看来，“不能无序地让资本绑架艺人，一些演员、明星本质是不坏的。必须解决资本问题，才能谈劣迹艺人的惩处机制、退出机制。” 冯远征同样表示，限制片酬不一定能解决根本问题，还需考量投资和投资人。至于饭圈乱象整顿，则需艺人、粉丝后援会、网站平台合力完成，要引导年轻人树立正面的偶像观。

明星主体经济之外，一些更具时效性的话题也被广泛关注。比如刘家成、陈小平、李东生等则将目光瞄准了短视频分级、短视频侵权、网络暴力等问题；“建议禁止明星代言游戏广告”的提案快速登上微博热搜榜前列，阅读量4.2亿。影视创作、电影产业发展等长期命题，同样不会缺席。

从天价片酬到饭圈整顿，从劣迹艺人到无序资本，从短视频发展到整顿网络暴力……从关注现象到不断挖掘更深层次的动因和根本性原因，抓住行业发展病灶，破除畸形业态、助推产业良性发展，文娱提案释放给行业的讯号愈发明朗。

2021年被网友调侃为内娱塌房元年，艺人艺德、饭圈乱象、天价片酬、甚至是法律意识薄弱，明星耀眼光环下的暗斑一次次令市场震惊。是以在今年的文娱提案中，围绕着明星群体所引发的讨论也更加深层次和更加多元，逐渐深入到内容层面。

冯远征表示，艺人艺德问题包含了自我行为规范、敢于勤于引导粉丝群体，同样也包含了“多创新、出精品”，成长为德艺双馨的好演员、好工作者。法律的红线，更是需要时刻警觉。“德艺双馨，就是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冯远征指出。

刚刚在《人世间》贡献了精彩表演，凭借着曲老太太一角备受关注的知名演员张凯丽，在采访中表示，“德艺是演员的一对翅膀，缺一不可。年轻演员要有真材实料，有工匠精神，德行上不放松自己，方能行稳致远。”演员不能急功近利，要沉下心来精雕细琢作品和人物。

同时她还提出，文艺奖项评选考核时，要制定更加严格的标准，以此倒逼文艺工作者认真出好作品，而不是凭借影响力来通过考评、获得奖项。这显然同样指向了大众市场关心的地方：相比白玉兰奖的向主旋律、向实力派看齐，频频向流量低头的金鹰奖，正面临公信力缺失的问题，获奖演员也不乏陷入舆情危机者。

而她所主张的文艺工作者不能只想着赚快钱，而是要沉下心来打造好的作品，也与张光北的建议相一致。扎根基层、体验生活、坚持采风，是创作中始终要坚持的。他坚信，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艺术创作要脚踏实地。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田沁鑫同样强调了创作需要跟着人物去工作和生活，不能凭空想象。

从明星出发，回归到文艺工作者，两个不同的称呼背后，是对内容的重视。2021年的内容市场，带给大众最大的震撼无疑是内容为王，主旋律作品、优质黑马的一次次突围，都为市场敲响了警钟。而明星和饭圈背后，能够支撑着他们长久发展的一定是作品的沉淀。这是一次由表及里的探寻和聚焦。

《2021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指出，2020年网络视听行业市场构成中，短视频以2051.3亿的市场规模超越长视频稳居第一，同比增长57.5%的增幅也远大于其他视频；而2020年短视频用户规模达到8.73亿，使用率持续走高接近90%，同时短视频成为吸引新网民触网的第二大因素，综合视频的拉新能力下降。

迅猛发展的另一面，是侵权等问题频发。2021年4月，中宣部版权管理局表示将继续加大对短视频领域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事实上，早在2018年，国家版权局就将网络短视频版权专项整治纳入“剑网”专项重点任务。而去年，长视频平台和影视公司更是几度出击直击短视频侵权问题。

短视频侵权问题已然刻不容缓。2021年12月16日，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发布《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2021），其中第93条规定，短视频平台不得出现未经授权自行剪切、改编电影、电视剧、网络影视剧等各类视听节目及片段。

著名导演刘家成提交了相关提案，其中指出侵权内因所在：“一是很多短视频创作者的版权保护意识不够；二是短视频平台受经济利益驱使，默许甚至纵容侵权行为，主体责任缺失，针对侵权行为的监管措施和技术手段严重不到位；三是针对短视频的侵权行为，行政、司法救济相对滞后。”

在他看来，加大短视频侵权惩治力度和创新授权机制，势在必行。主要分为三点：其一，压实短视频平台保护知识产权的主体责任；其二，加大对短视频平台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其三，在“先授权后使用”的基本原则下，建立短视频二创授权机制。吴杰庄委员同样指出治理盗版侵权，要明确平台责任认定机制，提高侵权盗版成本有关。

短视频的急速发展中，分级制度的建立健全同样迫在眉睫。李迎新委员建议将青少年模式改成年龄界定更准确的未成年人模式，限定18岁以下群体，且建议网信部门出台强制性标准，统一“青少年模式”设置标准，包含尽快完善电子身份认证系统；平台侧也需要完善防护措施、丰富内容池等。

陈小平委员则认为建立完善分级制度的关键，在于短视频平台实行强制性实名认证、健全内容审核机制，对青少年适合观看的知识性视频进行相应扶持政策等。柯云峰代表则指出，防止老年人沉迷短视频和规范短视频内容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他建议，可以效仿青少年保护模式设置老年模式。

蓬勃发展的短视频行业，需要更多人来建言献策，也需要平台、MCN、用户共同发力。而在政策、长视频、影视公司等的不断出击下，侵权产业链也在快速的变化洗牌中，只是也在催生着像以影视剪辑为代表的变现产业链、规避版权的“新生意”比如账号解封等。未来道阻且长，仍需要不断探索。

和短视频分级制度相应的，是同样关注未成年人群体的游戏广告。“很多游戏广告，不要说未成年人，成年人都很难抵御它的诱惑”。李君代表说道，他认为广告投放平台应该承担起社会责任，禁止投放低俗网络游戏广告，同时禁止明星代言游戏广告的提案。这也成为今年关注度较高的话题之一。

明星代言游戏广告，在当下并不少见，“大家好，吾系渣渣辉，快来玩贪玩蓝月！”更是颇为出圈。此次这一提案之所以引发大众关注，还在于他“一刀切”的主张：明星具有引导、甄别的责任，但所谓禁止也扼杀了一些内容健康高质量游戏的娱乐营销之路。不过未成年人游戏的防沉迷，始终是游戏产业必须重视的问题。

李君还表示，目前直播打赏已经严重影响了青少年的价值观形成，他建议限制网络乞丐行为降低平台大赏分成。“以前乞讨是在街上，比谁穿的烂、比谁惨，现在是比谁的剧本编得好、穿得少。” 而针对网络直播打赏功能，肖胜方代表建议，要按直播内容进行分类监管，对部分类型直播强制实施打赏冷静期制度，同时严格控制平台直播打赏的收益分成，最多不超过5%。

除此之外，这两年愈发高发的网络暴力问题，也在今年成为文娱提案的热点。李东生代表主张加强遏制和打击力度，从司法、网络平台主体责任、公诉力等多维度出击。魏世忠委员同样建议通过完善法律制度强化互联网平台责任。曹可凡则提出拒绝邪教式追星，多管齐下堵死网络水军的生存空间。

音乐版权问题，同样是近两年的热点问题。山东省音乐家协会主席刘晓静针对音像版权互联网垄断问题，指出加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经营者集中行为主动审查能力，完善对各行业经营者集行为的投诉举报制度。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刘小东就音乐版权保护存在的问题提出四条建议：一、大幅提高侵权法定赔偿的标准；二、行政司法多措并举提升保护效率；三、平台引入新媒介技术协助版权治理；四、切断侵权链条的跨国传播。

面对疫情下受到极大冲击的电影产业，导演贾樟柯提出新媒体技术崛起，创作者要更注重发挥主观创造性，电影可以通过向短视频学习形成新的电影的方法和内容，让电影有创新性的突破；成龙号召在乡村建设公益电影院，降低乡村观众看电影的门槛；著名编剧、网络作家蒋胜男剔除加大“一带一路”国家电影出口力度，助推中国文化出海；侯光明委员强调以中国电影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