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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振军 常钦:网络造句:大众文化的狂欢盛宴

   日期:2024-11-10     移动:http://mip.xhstdz.com/quote/65145.html

 

汪振军  常钦:网络造句:大众文化的狂欢盛宴

 

 

 

 

网络造句:大众文化的狂欢盛宴[1]

                              

                    汪振军 常钦[2]

 

(郑州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郑州450001)

 

    内容摘要:网络造句作为备受关注的社会文化现象,如今已经从个体走向群体、从单一走向多样、从网络走向现实,形成各种流行语,甚至日常生活中的口头禅。网络造句的大量涌现不仅反映出人们内心深处的“权利焦虑”,而且流露出对公权滥用的质疑讽刺以及对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真相的渴求。网络造句是社会文化的“晴雨表”,既体现了对权力化社会的颠覆与反抗,又体现出在庞大的社会转型中个人的无力与无奈。它无意间契合了巴赫金狂欢理论中的狂欢因素,上演了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颠覆传统的盛大全民狂欢。

关键词: 网络造句;巴赫金狂欢理论;狂欢因素;社会文化心理

 

 

随着互联网的应用和普及,语言的传播形式发生了根本变化。互联网在为语言提供交流平台的同时,也对语言的的使用、表现方式产生重大影响。“网民们对网络流行语的造句风潮日渐风靡。这里的造句,实际是仿拟,有意地仿照熟悉的语言材料,如成语、谚语等,根据表达意图创造出新的词语、段落、文章,让语言变得生动活泼,讽刺嘲弄,幽默诙谐。”[①]十多年来,网络新词语层出不穷,而大规模、大范围的网络造句也成为网络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网络造句既是公众参与新闻事件的见证,也是网民文化创造力的体现。通过网络造句的流行与变化,我们能够观察到社会文化的变革与整个社会心理的变化。

一、网络造句的兴起、态势与特点

伴随着网络,特别是微博、微信的使用,每个网民都拥有了在网络上发言、表达自己想法的“麦克风”。当“贾君鹏,你妈喊你回家吃饭”的余波刚刚在无限恶搞中荒诞落幕,QQ与360的一场大战又让我们学会了“刚刚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的挣扎,好不容易网购一下,就被“亲”的淘宝体与“爱与不爱”的凡客体的腻歪和另类叙述方式所湮没,一部《后宫甄嬛传》电视剧,用半古文半白话的台词“卖弄”,于是台上台下,大街小巷纷纷模仿,誓要将矫情进行到底。这些频繁出现的网络体是对日常熟悉的事物的变形、偏离,通过个性的创造,从而获得大众关注。

网络造句呈现出一种全民狂欢的姿态。它颠覆传统,标新立异,用一种讽刺、幽默、游戏的视角来解读和演绎传统和经典,公众人物、英雄明星也难逃被调侃的命运。“网络造句是一种带有游戏性质的、反常规、很随意、非理性的文化活动。”[②]造句的意义体现了网络对传统、正统、假正经的颠覆与反抗,总结网络造句有如下特点:

(一)传播成本低

近年来,网络空间从最初的论坛帖子扩展到每个人的微博,网络传播载体从固定电脑转移到可移动笔记本、便捷的移动手机。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为人们阅读网络事件提供了条件,为随时随地创造网络文体提供了现实可能性。网络传播的快捷性,远非其他传统媒体能比,网络传播范围大大扩展,突破了地域限制,网上发言尺度规定放宽,网民发言的自由度提高,不仅降低了生产门槛,也降低了传播成本。

(二)传播速度快

一般来说,除了明确署名的网络造句作品,大多数网络体很难找到最初的制作者和传播者。“第一个传播者通常也是制作者。制作者将制作完成的网络造句作品投放到网络上去,就像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最初的传播者在这里起到激活传播网络的第一次推动作用,每一个接受者对于下一个接受者来说都是信息的传播者,并且在担当传播者的同时又会加入制作,这样被无限延伸。”[③]

(三)娱乐性强

娱乐性强是网络造句的突出特点,通常能够为人们提供娱乐的网络造句就会很快得以传播和蔓延。幽默讽刺,玩笑戏谑,这种玩世不恭的超脱态度,让网络体本身带上了很强的个性色彩,创作者和传播者不仅能得到娱乐,更能在娱乐之中获得满足和认可。网络造句本身的娱乐性正是人们在社会压力、残酷现实包围之中的逃离,是人们向往娱乐放松和自由释放的内心渴求。

(四)模仿破坏程度高

网络造句通常以诗词歌曲、成语谚语等固有文化形式为模板,将社会事件、公众人物为内容进行创作,它在新的语境下的解读,让新词重获新的生命,并对固有形式、意义产生反叛、甚至于颠覆。看似破碎的片段点滴,却能被拼接在一起形成全新的存在方式。先是“旧瓶装新酒”,然而获得新意义的同时,在传播再创作之中,又将“旧瓶”打破,形成出全新的表达形式,不仅取代旧词的本身意义,也在形式上获得人们认可。

 

二、网络造句中的狂欢化元素

 

网络造句的来临标志着大众文化破解了旧有的文化格局,让我们看到了网络造句背后所蕴含的文化觉醒力量。网络造句运动不仅成为当代一个重大的狂欢化事件,也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中国大众文化的回归。即使部分网络体存在瑕疵,狂欢化在权威声音下显得微弱或无足轻重,但网络造句所带来的狂欢效果,却有其独特的现实意义。   

“狂欢化”一词主要来源于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狂欢节期间,“各种等级身份的人们,打破了以往的等级界限,不顾一切官方限制和宗教禁忌,化装游行,滑稽表演,尽兴狂欢,形成了各种怪诞的风格和各种喜剧、诙谐、夸张、讽刺的形式,巴赫金称之为‘颠倒的世界’。”[④]也就是说,狂欢节不同于平常的现实世界而是非正常世界,它的怪诞、癫狂,都只是特定的时间才有的。“狂欢主要针对群体的精神状态,在民间文学中观众与演员之间的界限模糊,个体地位的升华形成了群体狂欢的局面。人物失去主人公色彩,每一个个体都成了一个独立而鲜明的主体,个人的行为不受群体支配,甚至不受作者本人思想的控制,独立地展示自我个性。在这种人人独立地展示个性的情况下,群体呈现多声部效应,达到一种群体狂欢的局面。”[⑤]解析网络造句的狂欢化性质,结合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巴赫金狂欢化理论四要素同样适用。

(一)狂欢的时间要素

网络造句没有时间的要求,甚至跳出了时间的限制,通常从阅读构思到创作发展,不过几分钟,而在被接力者再次看到,产生再创造传播,反应时间很短,传播时间从几天到几个月不等,有些网络体甚至可以持续传播数年。传播过程就是创造者与传播者的狂欢节,创造者在网络上发现兴趣源尽情展现才智,普通民众作为传播者也乐在其中,主动参与推波助澜。创造者与传播者都出身草根大众,所以才使得造句运动具备了民间节日的性质。

(二)狂欢的空间要素

中国的每一次网络造句运动爆发,都有大量网络流行语涌现各大城市广场,登上报端,利用网络体为单位、商家代言或者表明身份追求,这已经具备了强烈的狂欢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造句运动,其大规模的网络体出现,已经不限于数量级上的量化数据,而更在于展现心理亲近性的狂欢化。各色人等,形形色色的社会心理,统一于对网络造句的热衷,进入网络上的微博、贴吧等空间,这也就成为了网络造句中狂欢化世界的现实和心理空间。

(三)狂欢的身体要素   

在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中,人的身体不再受到权力的规训,可以自我支配,同样也不再背负道德的压制。网络造句运动的参与者通过各种各样的网络体,用搞笑、戏谑的语言登台表演。在这场狂欢中,我们可以见到人们尽情释放甚至肆意展现的夸张,犀利的语言让身体脱下了伪装的面目,得以释放内在的能量。[⑥]

(四)狂欢的话语要素

网络造句的语言使用突破道德禁忌,在创作和传播过程中,人们通过仿拟和变形,让个性化的话说得以释放,“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诸如“土豪,我们交朋友吧”、“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的演绎充满对社会地位的超越和讽刺。通过张扬个性的自我表达、解读、传播的方式,让语言具有革新意义。

三、网络造句所体现的社会文化心理

从网络造句的主体,我们可以看出创作者进行“网络造句”的各种复杂的社会心理,例如,草根话语表达心理、极端情绪发泄心理、希望广泛关注心理、自我创造实现心理,公共事件参与心理,群情激愤批评心理、主体权利表达心理、讽刺戏谑正统心理、颠覆反抗权力心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因此,网络造句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社会心理的反映,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情绪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从网络造句中得以体现。这些带着各种心理的话语实践又构成了具有狂欢色彩的文化奇观。“网络造句运动成为了大众的狂欢,这场狂欢使得大众有机会以自己的规则反抗传统的官方文化和娱乐规则。在造句的硕大舞台上,大众通过语言符号竭力地表达着对既有社会规则的反叛。”[⑦]这场娱乐盛会,也使得中国上演着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颠覆传统意识形态、话语空间、阶层秩序的全民狂欢节。

(一)网络造句是大众消费娱乐心理的体现

一个公共事件、一则广告、一条微博、一部影视作品的出现而产生的鲜活的语言材料,往往会激发网民展示文采才情、语言智慧的欲望。网络如同一个巨大的狂欢广场:权威被颠覆,传统被蔑视,身份被消解,来自四面八方的人进行着一场纵情的话语狂欢。几万条的造句,都围绕着、重复着一个主题词。

当“高端大气上档次”首次出现在影视剧中,没人能够预料在2013一年里频繁出现在各种网帖、娱乐节目中,形容事物有品位、有档次,也做反讽使用,简称“高大上”。与之相对应的还衍生出“低调奢华有内涵”等同类词汇被广泛使用和传播。而“待我长发及腰”来自叶迷的言情小说《十里红妆》,“待我长发及腰,少年娶我可好。待你青丝绾正,铺十里红妆可愿”。诗词讲的是缠绵的爱情,网友顺势发挥创意进行造句:“待我长发及腰,借你上吊可好。”“待我长发及腰,爬出你家电视可好?”“待我长发及腰,拿来拖地可好?”制造出各种令人捧腹的造句充满调侃和搞笑。

这种狂欢化的话语,从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来解读,具有反抗权力的味道。“在巴赫金的关于狂欢节的解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一种洋溢着狂欢式的笑的‘抵抗的文化’,它直接将矛头指向社会所构造出来的主体性。然而,如果把巴赫金对狂欢化的思想内核看成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在网络中上演的各种话语狂欢,则更多的是一种‘百无聊赖’的无意义话语表达,这种‘无聊感’源自于意识对象的缺失。”[⑧]

(二)网络造句是个人情绪宣泄的渠道

据统计,我国网民平均年龄在二十六岁左右。这一群人思维活跃,个性张扬,加之当今的社会飞速变化,几乎每时每刻都有疯狂或者雷人的事件发生,人们面对这些社会事件往往有着强烈的个人表达欲望。从接受者来看,网络造句迎合了人们渴求减压的心理。在这个充满竞争和压力的社会里,人们迫切需要一种调味剂来求得自我的平衡。而此时出现的网络造句,实际上正迎合了人们在巨大压力下渴求轻松减压的迫切心理。幽默的造句的让他们暂时远离了压力带来的烦扰,给了他们愉悦的心情。    

互联网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它的匿名性、隐蔽性消除了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职业、年龄、身份、等级、家庭背景、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差别。在网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实际转换为一种人机交流。“人的面目在电脑上只是一串字符,任何人都可以随便使用不同的名字、性别、年龄与人交际而不被察觉,犹如表演者从前台转到后台,摘下面具,去掉油彩,人们在和素不相识的网友交流时,变得更加坦白,更有可能敞开心扉,表达自我的真实感受,从而释放出更多纯粹的东西。”[⑨]

我们可以从风潮迭起的网民造句大赛背后看到集体诉求的软弱和空泛,它反映了网民处于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的之间的一种无力感和被剥夺感,转而在网络上以一种话语狂欢的方式寻求着被压抑心理的释放。网民们通过扩句练习、造句比赛,在恶搞中获得一种自我心理满足与肆意狂欢,借戏仿将社会现实问题恶搞一通,成为老百姓释放烦恼、悲苦、不满、怨恨各种情绪的有效途径之一。生活中的种种不满、怨愤及时的加以宣泄,这对人的健康和社会的安定都起到一定的作用。只要行为无伤大雅,无损国家和人民利益,那么,从某个角度上说,它有效缓解了个人与集体、个人之间的矛盾和人的心理压力,网络造句行为可以成为了社会和谐安定的滑润剂。

(三)网络造句是大众现实批判的载体

现实批判是对于现实的社会事物展开思想批判。能否准确、贴切地进行现实批判,对于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网络造句是文化创造,更是现实批判。“在传统的媒介和信息平台中,社会文化的创造和推广通过精英阶层,很难听到普通人的声音。草根阶层以娱乐态度来吸引更多人的关注,进而获得社会舆论的评判,在某种程度上弘扬了真善美,披露了假恶丑的社会病态现象,让人们在一种宽松的环境氛围接受教育。”[⑩]

河北传媒学院的李启铭驾车撞倒两名练习轮滑的女生后,口出狂言:“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是李刚。”自此,“我爸是李刚”成为流行语,围绕它进行的造句运动在网络上铺天盖地展开。短短几个月,竟然多达36万条。例如:窗前明月光,我爸是李刚;给我一个李刚,我能撑起整个地球;试问卷帘人,却道我爸是李刚;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我爸是李刚……

“7·23”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发生之后,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面对记者说了句让网友难以信服的话, “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有人将该句式称为“高铁体”。在网上发动了一个叫“高铁体造句大赛”的活动,以表达对事故的质疑。于是就有:“中国足协说:中国足球能进2014世界杯,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北京今天没堵车,这是一个奇迹,但它就是发生了。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味千拉面拿浓缩液兑汤是因为肉价上涨买不起骨头!至于你们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造句行动看似幽默搞笑的背后,其实是人们自发形成的对权力阶层、权力人物、丑恶现实的一种声讨。其中涌现出来的新词、新句子表现出对权力阶层的痛恨、对弱势者的同情。网络造句针对社会中不喜欢的事物或是丑恶现象,极尽讽刺之能事。

网络造句内容往往是现实生活的折射,网络的零门槛使得普通民众能够自由进入网络文化空间,并能自由地表达内心的思想和情绪。“全民造句看似带来了创作上的自由和多元,但在自由背后往往隐藏着自由的丧失,网民造句风潮在一定程度上延展并扩散了网络事件的影响,在内容的延展中依据个人的特质赋予其多重意义。但剖开其表看其里,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对现实不满的简单堆砌和叠加。意义在其中被解构,沦为一种形式上的快乐,多元演变为无序和混乱。”[11]    

    看似无厘头带有戏谑性的话,其实投射出网友对公权力的不信任,也蕴涵着对更多事实的渴求。网络造句的大量出现,是因为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民意表达的符号。随着网络的普及,互联网成为人们表达意见、实现社会参与的重要空间。网络造句大量涌现,不仅描绘出人们内心深处的“权利焦虑”,而且流露出网民对公权滥用的质疑和讽刺以及对关乎公共利益真相的渴求。政府部门不仅应从网络流行语中倾听民意、体察民情,接受老百姓的监督,而且更应根据网络流行语所表达的民声,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化解社会矛盾。

结 语

    网络造句是社会文化的“晴雨表”,既体现了对权力化社会的颠覆与反抗,又体现出在庞大的社会转型中个人的无力与无奈。网络造句既行使了大众对于社会问题的监督权力,又行使了独特的文化创造权力。它既有政治因素、社会因素、心理因素,也有语言因素、情绪因素、文化因素。网络造句是社会能量的积聚与暴发,自然有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有推动社会进步的一面,情绪宣泄取得心理平衡的面。同时,又有恶搞、无厘头、过度娱乐化,非关正义与道德的一面。因此,我们应该正确、理性地看待网络造句并对其加以引导。透过网络造句的现实案例探求网络造句的社会心理特征,不仅对于理性对待网络事件本身有着去伪存真的作用,而且对于纯洁大众文化,倡导优秀文化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网络造句是在无限的恶搞中不断膨胀会走向没落,还是会因为给了人以发泄情绪以及进行现实批判的工具而继续生生不息?这很难说清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网络造句不仅仅影响语言的本身,还有社会生活,甚至于法律各个方面。作为一种奇特的大众文化传播现象,我们无法让网络造句停下来,无法去找个固定的模式让它按照某种设想去发生。正如网络上所说的那样,“人类已经无法阻挡网络造句本身了”。但是,网络造句如何能够体现出一种文化的正能量,则是人们永远关注的话题。网络造句的意义不在于它是否解构了什么,而在于它到底建构了什么。人们不仅是戏仿与狂欢,还有对于文化的独特创造与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这大概是网络造句的真正目的。

 

注释:


[1]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12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加快河南文化产业发展研究》(批准号2012A012)阶段性成果。

[2] [作者简介] 汪振军(1963— ),男,河南灵宝人,文学博士,河南省特聘教授、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郑州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加快河南文化产业发展研究》首席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新闻传播与文化产业。常钦,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


[①] 刘琼:《网络:一个公共话语的狂欢世界》,《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②] 李鹏飞:《网络恶搞:“狂欢”背后的后现代陷阱》,《东南传播》2011年第1期。

[] 聂晶磊:《网络恶搞的特征、原因与对策》,《新闻界》200904

[] 朱立元:《现代西方美学史》第931页,199311月第1版。

[⑤] 杨巧:《巴赫金狂欢化理论与大众文化》,《世界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

[] 莎、景庆虹:《从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看中国选秀运动》,《学园》201101月。

[⑦] 邵金峰:《网络与文学的自由》,《大理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⑧] 王笑楠:《对网络恶搞现象的文化分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⑨] 杨天瑜:《从"犀利哥"看网络娱乐文化狂欢》,《新闻知识》2010年第7期。

[⑩] 郭奇、陈文艳:《影像饕餮的盛宴——对网络"恶搞"现象的另类解析》,《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11] 杨玲:《从网络流行语看大众文化特征》,[学位论文] 2006

 

 

                  本文发表于《中州学刊》(总第207期)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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