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推送清华大学教授、全球学校与学生评价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教育智库联盟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史静寰在“聚焦2035中国教育”教育现代化智库论坛上的发言全文
【要点】清华大学教授、全球学校与学生评价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教育智库联盟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史静寰发表了“从‘形似’到‘神备’：走向2035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之路”的主题演讲。史教授在梳理了我国自上世纪50年代高等教育和社会发展、国家现代化的关系之后，指出：我国在形势发展快、变化多的历史过程中，基本保持目标清晰、阶段连贯的稳定特点。她解读了我国高等教育从“211工程”“985工程”到“双一流”建设的发展路径，提出要把地方需求、中国特色、国际背景综合起来构建高等教育评价体系。最后她强调，走向2035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之路，必须要坚持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有机结合；将伟大理想和平凡工作紧密融合；目标的实现要建立在持续有效的探索与实践之上。从“985工程”到“双一流”建设，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正在从“形似”走向“神备”，即从追随模仿西方大学的外形转向打造中国大学自身气质和灵魂。 谢谢各位。参加这个会使我想起了去年年初，教育部同时组织了两个班子，准备“中国教育现代化2030”，分别起草“行政版”与“学术版”文本。当时教育部领导说：“行政版”要考虑资源配置和具体实施问题，“学术版”就是畅想曲，不用考虑实施问题，专家们可以从学者的角度分析2030中国高等教育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作为中国高教学会组织的“学术版”写作团队的一员，我们接到任务后很兴奋，认为中国起草这样的中长期发展计划，同时出两个文本：以行政版规划实施，以学术版畅谈理想，这体现了社会和政府制定政策上的进步。当然，文件起草完了现在还没有出台，而且提法已经从当时的2030改成现在的2035了。从这也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变化之快，出台文件之难。 生活在当代中国，我们难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形势变化很快，一些新词层出不穷。但是，如果置身于中国的历史背景，我们也能看到发展的连续性。比如我们目前常说的“现代化”“小康社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等。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周总理已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概念；70年代末拨乱反正，邓小平也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当他向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解释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含义的时候，他用了“小康社会”的提法，而且具体界定了小康社会应该达到的指标。2000年前后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目标是相当清晰和稳定的：实现现代化是政府和社会长期追求的目标，也是十九大习近平主席所说的“不忘初心”应该包含的内容。如果把这一目标放在21世纪已经过去的近20年的时间里，我们更可以看到这一目标的清晰和稳定性。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2005年胡锦涛主席又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人力资源强国”，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由人才大国向人才强国迈进”，进一步强化人的支撑因素，十九大提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整体说来，进入21世纪的四个五年计划，“十五”是提出目标，“十一五”是关键时期，“十二五”属攻坚时期，“十三五”则是决胜时期。这几个阶段的连贯性和任务的清晰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当代中国我们理解一个概念，既要看其稳定性、清晰性的一面，又要看到其发展和变化的另一面。综合起来看，邓小平时代已经提出小康社会、现代化等概念，甚至提出了三步走战略：1990、2000和2050年。1997年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两个百年目标，这时2020年的时间节点出现。十六大报告对2020的目标界定有了更清晰明确的要求：把“与2001年相比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调整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生产总值”和“人均总值”的概念相差非常大。十八大报告里，正式提出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两个百年目标”，十九大又提出了2035的这个中间节点。而且把原来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变成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50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变化是伴随中国社会的进步和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而重新界定的内涵。 中国当前发展形势研判：2017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句话就说：过去一年我国面临国内外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交会的严峻挑战，改革进入攻坚期。政府工作报告开宗明义就提出面临的挑战，提出是“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此前少见。年底十九大时我们又看到习近平主席非常自信地提到“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两位领导人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发展形势做出判断。联想国家2016年公布的“十三五”规划提出：“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把提升人的发展能力放在突出重要位置，加快建设人力资本强国。提升大学创新人才培养能力。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等，不难看出中国社会的发展目标清晰，战略重点也已确定。 高教发展状况及与社会发展关系的判断：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高等教育和社会发展，和国家现代化的关系：一是包容和一体关系，国家现代化自然包含教育现代化，教育现代化又肯定有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内容。另一个角度是将其看成是基础和支撑作用：教育现代化和高等教育现代化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国家现代化具有基础性、支撑性作用。我们在几次讨论会上曾经谈过这一话题：是否可以考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定于2035，教育现代化目标则保持2030，这样既可以落实教育优先发展，又能体现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
谈及高等教育发展，尽管中国1998年之后高教的发展速度有目共睹，但实际上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包括普及化的进程也是势如破竹。2013年全球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2%，全球已经有100多个国家高教毛入学率超过15%，有60多个国家超过50%，达到了普及化的阶段。甚至14个国家超过75%。但回到具体国家层面，我们也能看到不同国家高教发展规模和速度的很大不同。比如发达国家基本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目标，瑞典是以万人为基数，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使在校大学生数翻两番；法国是在十万人的基数上，用15年时间大学生数翻两番；中国1998年实现高校扩招，到2002年我国大学生数占同龄人口达到15%，是以百万人为基数，在8年内翻了两番。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并不是纯粹的自然发展过程，具有非常明显的政府计划和外部政策干预特征。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一方面资源不足，另一方面又必须面对快速发展的外部需求，很多国家出现我们所说的“重点大学建设计划”：集中优势资源，在较短时间内，使少数有竞争力的高等教育机构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克拉克.科尔曾说“研究型大学处在国际竞争的前列”。如果中国没有具备竞争力的顶尖研究型大学，我们难以履行大国职责，难以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目前国内有一些人，特别是部分地方院校的学者对“双一流”政策，表现出了反感和不认同，认为这一政策加大了高校发展的不公平，不均衡，认为国家把本来有限的资源重点投入少数大学，拉大了院校间发展差距。在一个会上，面对这种观点，97岁的潘懋元先生，87岁的顾明远先生站起来表达意见。他们强调我们应该站在国家发展的层面，而不是站在自己所代表的院校层面来讨论这一问题。重点大学政策并非是使少数学校得益，而是为了提高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从我国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重点大学政策，到1978年文革之后推出的重点大学政策，到九十年代“211工程”“985工程”，到现在的“双一流”建设，我们看到国家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政府一以贯之的通过资源调配，保持少数顶尖大学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以支持国家发展的需要。这充分体现了政策的作用。政策具有可调整性、干预性，以及干预之后对产生的问题进行再调整，这是政策应该具有的功能。中国社会和教育正处在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政策不可能一成不变，同时我们也不能以政策最初所设定的目标作为全部去评价其结果，必须把它放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中去理解和认识：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带来中国很大的变化，那时期的经济发展主要是要素驱动，恢复高考和实施希望工程，通过抓两头以保证提高整体人口素质；九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中国进入效率驱动经济发展阶段，高教扩招和实施“211工程”“985工程”，促进学科、专业发展，在更深程度推进人才培养改革；21世纪中国进入创新驱动发展的阶段，我们提创新创业及“双一流”建设，代表着中国经济发展已经从人口红利为主的发展模式，进入人才红利阶段。从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和支持不断变化 ，政府的政策导向自然也会发生变化。
“双一流”建设定位。陈宝生部长曾指出：“双一流”不是“985工程”“211工程”的翻版，也不是升级版，更不是山寨版，而是一个全新计划，甚至可以说“双一流”是2015年以后，我国产生的一个新的词汇。生活在中国现阶段，我们要不断学习领会新词汇，新词汇里带有新资源，表现出政策调整，也有可能影响我们每个人的未来发展定位。“双一流”是国家的重大战略举措，在人大会上，这一想法刚提出来时在人大代表和社会上引起很多讨论：“双一流”建设到底应该扶优还是扶弱，应该让“双一流”承担拯救落后地区高校重任还是让老牌名校借此走向世界？政府最后推出来的“双一流”院校名单，感觉跟“985工程”时的院校差异不大。 从“985工程”到“双一流”建设，中国的重点大学政策到底有哪些变化？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北大最初给江泽民准备的讲话稿中是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提法的，江泽民讲话时删除，直接提：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2014年又是北大校庆，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到：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一些报社采访问起来为什么1998年讲话时未提“中国特色”，十几年之后又把这个提法加进去？回答这一问题时让我联想我在2002年初到清华时，从事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参加当时由顾秉林校长主持的国家哲社重大课题“一流大学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当时我们比较侧重提“世界一流”，后面加“中国特色”，现在反过来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提法上的这些变化是不是那么重要呢？我觉得很重要。我现在的解释就用我们十年前提出来的概念，当时在项目结题报告中我们提出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形似”和“神备”问题。我们认为这代表了中国社会及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变化与不同。二十世纪90年代，或者 “985工程”开始时，中国大学最重要的任务是要进入世界一流大学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有门槛的，当时我们用“美国大学联盟”（AAU）院校的平均指标来进行分析，看清华大学与这些大学存在的差距。当时上海交通大学为了找到自己学校的发展参照系，也搞了国外大学重要指标分析。通过分析我们都发现这些数据很重要，对于标识大学水平具有合理性，而且这些指标是世界认可的。以后上交大高教所发展出了最早的世界大学排行榜，现在已成为全球最知名的大学排名之一。1998年我们开始建世界一流大学时，连参照系都不清楚，也不知道世界一流大学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因此那个阶段的重要任务是搞清楚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门槛，在若干可比指标上与西方一流大学比肩。那时候把“中国特色”拿掉，我觉得有必要，正像顾秉林院士当时经常说的：我们既然要与西方下国际象棋就大大方方地学习人家的下棋规则，不能用下中国象棋的套路下国际象棋。当时中国的顶尖大学在主要可比指标上都与西方著名大学差距遥远，所以首先要在“形似”上下功夫。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的顶尖大学在可比指标上已大大进步，比如像清华，不管是QS大学排行榜、泰吾士报排行榜，还是最严格的软科大学排名中，清华的排名目前已稳定进入前50名左右。这样的结果使我们必须要思考与世界一流大学“形似”以后怎么办？显然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硬件上，不能只在硬指标上相比，而要形成体现中国高等教育独特内涵和特色的软环境和氛围，要具备中国魂，这就是中国特色。所以现在提出“中国特色”和我们过去强调“世界一流”并不矛盾，这是中国高等教育水平提升的结果，也是中国高教要在新时代实现转型的自然要求。中国高等教育的自信随着其实力的增强而增强，我们现在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是很有道理的。 “双一流”院校和学科名单公布以后引起很大讨论。此次没有让学校申请，也没有公开搞评审。而是由专家组确定指标，指标并不针对具体学校、学科，也不让学校、学科进行分数排队。排名出来以后，我们尝试做了些数据分析，想看明白什么因素与进入“双一流”（特别是一流学科）相关。例如用本科生人数和研究生人数与大学入选一流学科的数目做相关分析，发现与本科生人数完全不相关，本科生数量越大的学校一流学科的数量反而越少；与学校的研究生数量显著相关，除了中国科学院大学之外，科学院大学的情况比较特殊。高校论文数量和一流学科数量高度相关，也有特例，如人大作为人文社科见长的高校，被WOS收录的论文数在“双一流”高校中处于下游，但拥有14个一流学科，这可能是考虑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特点，体现了“中国特色”。另外，院校的经费数，长江学者、青年千人等学术领军和骨干人数和一流学科数表现出高度相关。所以可以看出：学科水平建立在高水平人才，高资源支持、高学术产出等基础之上，和研究生人数的高度相关则反映出高端专业人才的培养能力。
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定量研究的任何指标都有其针对性，都是对有限目标的评价，都有其值得注意的局限性。在使用这些指标时要注意其特点。比如，在ESI学科分类里“工程”（engineer）就是一个学科，在QS学科分类里“工程”类有六个学科，而清华涉及工程类的有十个院系。但是“生命科学与医学”在QS里面涉及7个学科，在ESI里则是10个，而清华只有两个学院(生命学院、医学院)有这类学科。因此，在使用这些指标时我们要理解其特点，要认真分析这些指标与院校学科建设需要之间的联系。ESI指标虽然很重要，但是要看到其存在的学科偏好和学科差异性。
最近我们刚刚拿下了教育部哲学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我国高教评价体系改革研究”，与这个课题相匹配，清华大学又接受中国高教学会委托，由邱勇校长亲自主持课题“中国特色‘双一流’建设评价标准研究”，我们感觉这两个课题都面临的共同挑战是要设计出对中国高等教育评价的新思路、新指标、新体系。这一段我们在集中讨论分析框架的问题，如何设计出在理念和词汇上为国际社会认可，又能在实践中反映中国高等教育特点，体现中国特色的高教评价体系，这是一个很大挑战。比如世界上对高等教育功能定位一般是讲三功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但是在中国，我们又增加了文化传承，甚至将国际化都作为高等教育新功能来定位。我们初步考虑，新的评价体系要考虑中国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功能定位，要体现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资源支持，要重视高等教育对社会的综合贡献及影响力，比如，现在大家已经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中国高校不能仅看英文发表来评价大学的学术生产，仅以西方标准难以衡量中国大学的社会贡献。我们考虑设计“基于高等教育综合功能的多维、多层评价指标体系”。初步计划研制数据基础之下的院校“人才培养指数”，“学术生产指数”，“社会贡献指数”，“院校发展指数”。目前课题组正在积极准备开题。基本目标是：综合目前已有研究成果，形成“双一流”背景下高校评价的新理念；构建“双一流”背景下高校综合功能评价的指标体系；建设“双一流”背景下高校综合功能评价数据平台；提出“双一流”背景下高校评价改革的政策建议。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形似”和“神备”问题。十年前当我们首次提出这一问题时，我们还没有意识到两者的相互关系和发展转型的条件等。当前再来讨论这一问题，我们认为，走向2035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之路可能要遵循这样几个基本原则：一是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有机结合，既要有理论研究的引导，同时要有中国实践探索的坚实案例支持。第二，伟大理想与平常工作的紧密融合，理想很伟大，工作很平凡，这是中国多年发展进步的常态，我们的指标要能够评价大学日常运转所呈现的效率和状态。第三，目标的实现要建立在持续有效的途径之上，不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第四，中国大学从“形似”到“神备”，代表了从追随模仿外形到打造自身气质和灵魂的过程。最初，我想把题目定为“从形似到神形兼备”，后来，我觉得“神形兼备”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打磨，是2050年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特色”是否就是“神备”的全部内涵？我想可能不止，但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必须要具备中国特色，是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国际上的一些知名大学，可以不客气地说不在乎任何排行榜，因为它们在所有排行榜上都名列前茅。只有到了那个阶段你才能说不在意，那是一种其他大学难以达及的境界。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努力，中国的顶尖大学已经开始了从“形似”（硬性指标与世界一流大学比肩）向“神备” (具有中国特色的魂魄)方向的过渡。我们希望到2050年，中国有若干所大学可以自信的说我们达到了神形兼备的一流水平，不管是在任何一个大学排行榜上，还是在不同人的心目中，以及在表征一流大学的各种硬性和软性评价上，我们都已做到一流。 最后，我想说对中国走势的未来预期，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一种不确定性，有人说“2015年以后世界进入中国的世纪”（如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美国学者斯蒂格利兹），另外也有人说“中国有可能是21世纪的纸老虎”（美国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不管世界如何看，别人怎么说，我们应该用扎扎实实的建设来证明中国的发展。伟大的国家必须拥有健康而强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国要在21世纪成为伟大的国家，必须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建成高等教育强国。 谢谢！ （这是作者于2017年12月26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的“聚焦2035中国教育”教育现代化智库论坛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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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4-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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