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笔作为一门生意，从古至今一直长盛不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女作家“雪米莉”这个名字，几乎可与琼瑶、岑凯伦等齐名，其作品在各大书店、地摊铺天盖地，内容涵盖情海生波、黑帮争斗、警匪搏杀等各类畅销元素，颇具港剧特色，曾创下单册销量上两百万册的惊人纪录。事实上，这个笔名并非真有其人，而是几位当时从未去过香港的男“写手”集体包装而成。
很多人对于代笔甘于舍弃署名的权利不能理解。对此，王先生觉得“很自然，没有什么不甘心”，“为什么要署名呢？署名的话干的活基本上就是义务劳动了，对我来说，还不如拿到一笔钱有意义”。
还有很多代笔“新人”对记者表示，做代笔是一个新人成长的办法。“代笔对我来说也是练手，功夫到了，成名也是早晚的事。一个新人想自己出书太难了，这与写作水平无关！”一位初涉代笔行当的写手表示。
业内人士承认，“代笔”现象很难有“维权”一说：“许多合同是符合法律手续的，除非’写手’本人拿出充分的证据证明作家、出版方违约。普通读者很难从’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角度状告找’代笔’的作家。读者所接受的文本质量是恒定的，也不像文化产品也不像实物商品有硬碰硬的质量问题。”
“如果代笔人只是对作品进行简单的修改、润色，那么他不拥有这部作品的着作权，如果其润色达到了合作的程度，那么他就同作者共同拥有着作权。”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隋彭生谈道。他说，代笔着作的着作权属的划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我国着作权法规定，一部作品的着作权中，展览权、表演权等财产性权利可以让渡，但署名权、修改权等人身权利则不可让渡。也就是说，代笔者是不能将署名权卖给名人的。
但对于名人代笔行为，文化学者抱持了一种宽容心态。学者熊培云认为：“一本书使用一个团队的虚拟名，我觉得无关紧要，关键要看你的东西是否真实就可以。”
“作家市场化由一个团队做运作，它也可以是一种新型的模式，林达的书就是夫妻两个人写的，很多人不知道以为是一个人，知道不知道都无所谓，你看重的是他的产品。”文化学者吴祚来同样这样认为，“如果一个学者写专着，自己没有水平让别人代笔获取职称，这是造假。而名人通过代笔获取商业利益，这是市场行为，应该没有问题。”
为留学海外的中国留学生们代笔是门不错的生意
一位韩裔大学生自述：“我是一名大学申请入学论文(“college admissions essay”，不同于大学毕业时写的那种论文)写手，在过去的三年里我为来自中国富裕家庭的交换生写过超过350篇论文。我的客户有满腔热血要改良社会的空想家，也有平时交流主要靠表情和颜文字的制造业大亨的女儿，但我的客户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言之无物。
自从我开始代笔后，我的收入从当服务员的8.5美元一小时迅速涨到了两个星期2,000美元.一次招生季，我能写一百多篇论文，挣到的钱可以养活我接下来的一年，我的车贷——以及为了犒劳我自己，每两周享受一次的日式美甲。”
一位技术员也表示，IT行业其实也充斥着另类的代笔：“不如说我们公司也是，挂着卖app的名头，实际上做的都是外包程序、硬件、工业设计，其实客户都是欧美各个龙头企业、政府部门或者金融企业IT部门的高工，他们赚着三十万+美元的年薪还有股票等等分红，但是却把编程的工作私下里外包给我们。
譬如我们软工组的，一个小组三个人服务一个客户，每天工作9+小时，每个人都是顶级程序员/黑客，人均都曾在ACM排位60以前，TOP CODER领域排行前50，至少硕士学位，211/985，我们每个人分才4～5万美金一年。
我们这些影子程序员，给欧美每年输出源源不绝的优质程序、顶级算法、甚至名校、国家/跨国科学院科研项目的实现，毫不夸张的说，你们以为的微软、谷歌的那些数据分析机密、NASA微型卫星项目的C&DH嵌入式控制程序、水下通讯系统、针对中国潜艇的噪音识别雷达算法，包罗万象，只要你需要的高科技劳力，我们都敢包。
除了软工组以外，还有芯片组的、材料组的、甚至金工组的，给金融公司的分析师交付各种交易模型并写报告。你们看到了那些外国公司里的极其惊人效率的员工，很可能底下就是我们这些人在支持着他。还有类似的其他公司。
但从事着这些的我们算是什么呢？没有人知道我们，即使我们以极其快速的开发周期指数式充实公司的库，拿出了一项一项震荡业界的项目，在各个领域不断突破，某种程度引领着工业界的思潮。甚至因为工作灰色的关系，我们只是头衔上挂着一个app开发的名号。每次交付项目的时候，我们都会庆祝，然后总是会有一段对我们的境遇的愤愤不平。但可以怎么办呢？这就是全球化，这就是中国的外向型经济。”
本文摘编自孙政华《代笔行业利益链调查》
keep_beating 《一个影子写手的自白》 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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