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欺诈，也称民事诈欺，是指故意将不真实的情况当作真实的情况加以表示，以使他人产生误解，进而作出意思表示。我国民法通则第58条第3项将欺诈规定为民事行为无效的事由之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对民法中的欺诈行为作了以下界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那么，民事欺诈究竟是民事违约还是民事侵权呢？这个问题较为复杂。我国合同法第52条第1项将欺诈规定为合同无效的事由之一。如果是合同缔结中的欺诈，属于民事侵权而不是民事违约；如果是合同履行中的欺诈，则属于民事违约。由此可见，民事欺诈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民事违约的欺诈，第二种是民事侵权的欺诈。
笔者在论述欺诈的法律渊源时曾经指出：“诈欺的法律渊源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法。在古罗马法中，诈欺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作为法律行为瑕疵之诈欺（dolus faudus），指以欺骗手段使相对人陷于错误或利用相对人的错误使之成立不利的法律行为。第二种是作为私犯的诈欺（dolus malus），指行为人用欺骗手段使对方为或不为某种行为。在现代民法理论中，这两种诈欺又分别称为法律行为制度中的诈欺与侵权行为法中的诈欺。两者的构成要件并不相同：法律行为制度中的诈欺以导致被诈欺人的错误意思表示为最终构成要件，而侵权行为法中的诈欺以导致被诈欺人的实际损失为最终构成要件。并且，两者的法律后果也有所不同：法律行为制度中的诈欺的法律后果仅限于构成无效的法律行为，而侵权行为法中的诈欺的法律后果则在于使诈欺人承担赔偿责任。当然，当法律行为制度中的诈欺行为成立后而导致实际损害后果时，都不妨嗣后构成侵权行为法中的诈欺行为。”在以上论述中，法律行为制度中的欺诈就是指民事违约的欺诈，而侵权行为法中的欺诈就是指民事侵权的欺诈。
欺诈并不仅仅是民法问题，同时也是刑法问题。日本著名民法学家我妻荣指出：“一般地，欺诈及强迫发生民刑两法上的效果。刑法努力于惩罚实施欺诈、强迫者，除去社会的危害，民法为受到欺诈、强迫者谋求其正当利益的保护。并且，民法为了这个目的，将欺诈及强迫作为侵权行为，承认由受害者对加害者提起损害赔偿的请求和受害者撤销因欺诈及强迫作出的意思表示脱离其拘束这样两种手段。但是，这种刑法的处罚与民法的损害赔偿及撤销的三个效果，分别有其目的，所以其要件不同。”刑法中的诈骗是在民法中的欺诈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对于刑法中的诈骗罪的理解必须以民法中的欺诈为背景进行考察。刑事欺诈对应于民事欺诈，也可以分为以下两种。
第一种刑事欺诈对应于民事违约的欺诈，是指刑法中以虚假陈述构成的欺诈犯罪。我国刑法并没有类似普通诈骗罪这样设立普通虚假陈述罪，因此，只有在刑法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对于虚假陈述行为才能按照相关犯罪处理。对于刑法没有明文规定虚假陈述行为，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不能以犯罪论处，只能按照民事欺诈处理。例如，我国刑法第175条规定的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这是将与贷款诈骗罪、金融票据诈骗罪、金融票证诈骗罪相对应的虚假陈述行为设立为犯罪，但刑法并没有将与信用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保险诈骗罪相对应的虚假陈述行为予以犯罪化，因此对于信用证欺诈、信用卡欺诈、有价证券欺诈和保险欺诈行为，只能按照民事欺诈处理，不能认定为犯罪。此外，我国刑法还规定了某些单纯的虚假陈述的犯罪。例如刑法第160条规定的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是指在招股说明书、认股书、公司、企业债券募集办法中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容，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刑法第181条规定了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和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期货合约罪。其中，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是指编造并且传播影响证券、期货交易的虚假信息，扰乱证券、期货交易市场，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期货合约罪是指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的从业人员，证券业协会、期货业协会或者证券期货监督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或者伪造、变造、销毁交易记录，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期货合约，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这些虚假陈述犯罪都是典型的刑事欺诈。应该说，虚假陈述的欺诈罪与民事违约的欺诈之间的区分，就在于刑法是否有特别规定，只有刑法有特别规定的，才能认定为犯罪。当然，即使在刑法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还要根据数额和情节区分犯罪与民事不法。
第二种刑事欺诈对应于民事侵权的欺诈，是指刑法中以欺骗行为构成的诈骗犯罪。以往我国刑法学界只是把诈骗罪理解为刑事欺诈的犯罪，其实虚假陈述构成的犯罪同样是刑事欺诈的犯罪。在我国刑法中，除了普通诈骗罪以外，还规定了特殊诈骗罪，包括合同诈骗罪、金融诈骗罪（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金融票据诈骗罪、金融票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保险诈骗罪），此外还有骗取出口退税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等。这些特殊诈骗罪都是诈骗罪的特别法，它们都必须具备诈骗罪的基本特征。如果不能归入这些特殊诈骗罪的诈骗行为，则应当按照普通诈骗罪定罪处刑。
就虚假陈述的欺诈罪与诈骗罪的关系而言，传统刑法中只是规定了诈骗罪，而且是在财产犯罪中加以规定的。随着保护市场经济秩序的需要，现代刑法中逐渐增加了虚假陈述的欺诈罪。相对来说，刑法中的欺诈罪和民事欺诈的区分较为容易；而刑法中的诈骗罪和民事欺诈的区分则较为困难，因此，本文主要论述诈骗罪和民事欺诈之间的区分。
在最高人民法院再审的“张文中案”中，其中诈骗罪主要涉及张文中以及物美集团骗取国债技改贴息资金。对此，原审法院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张文中的诈骗行为表现为：（1）申报主体虚假，冒用国有企业申报国债技改贴息资金支持技术改造项目。（2）申报内容虚假，在张文中的指使下，张伟春等人以虚假资料编制了物美集团技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3）实施项目虚假，以与其关联公司签订虚假设备采购合同和开具虚假发票为手段，获得1.3亿元贷款，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未实施信息化项目。为此，原审判决认定张文中以及物美集团构成诈骗罪。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判决认定：（1）物美集团作为民营企业具有申报国债技改项目的资格，其以诚通公司下属企业名义申报，并未使负责审批的主管部门产生错误认识。（2)物美集团申报的物流项目和信息化项目并非虚构。再审判决认为，物流项目并非虚构，项目获批后未按计划实施及未能贷款系客观原因所致，且已异地实施。物美集团虽然采用签订虚假合同等手段申请信息化项目贷款，但并不能据此认定信息化项目是虚假的。国家发放国债技改贴息的目的在于支持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而物美集团申报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核属于政策支持范围。根据申报流程，物美集团申请银行贷款时，其国债技改贴息项目的申报已经获得审批通过。物美集团在此后采用签订虚假合同等手段申请信息化项目贷款，虽然违规，但并非是为骗取贴息资金而实施的诈骗行为，也不能据此得出信息化项目是虚构的结论。(3)物美集团违规使用3190万元国债技改贴息资金不属于诈骗行为。物美集团在获得3190万元国债技改贴息资金后，将该款用于偿还公司其他贷款，但在财务账目上一直将其列为应付人民政府款项，并未采用欺骗手段予以隐瞒、侵吞，且物美集团具有随时归还该笔资金的能力。因此，物美集团的行为虽然违反国债专项资金应专款专用的规定，属于违规行为，但不应认定为非法占有贴息资金的诈骗行为。综上，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判决认为：原审被告人张文中以及物美集团不构成诈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