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瞭望封面报道：前腐后继透视
前车之覆轨，后车之明鉴。
这是《晋书》中的一句至理名言，但在千百年来的官场中，却屡屡有失效之虞。
一个地方或一个部门的几任主要领导因贪腐落马，这就被人们称之为“前腐后继”。他们这种奋不顾身的“飞蛾扑火”，究竟是为什么？
贪官们的“腐败接力”并非孤立存在，它与贪官的“链状生存”状态密切相关。有的是因为权力过分集中，造成“三管易腐”；有的则是上头在捂盖子，总觉得“蛀虫已除，万事大吉”；更有贪官自身选择了贪腐这条路。
然而，官场生态绝非问题的唯一答案，不能洗刷掉个人的所有责任，也并非意味着只能随波逐流，你本就有更多种选择，来做一个好官。
策划人：舒炜
正是因为处理各方关系的娴熟手腕，梁毅民与其他充满争议的改革人物不同，他在禅城几乎收获了各方面的好评。甚至那些他自称得罪了的人，其实都在说梁毅民的好话。
梁毅民：“救火队长”反被火烧
文_本刊记者 龙在宇 发自广东茂名、佛山
三年前，梁毅民以“救火队长”的身份闯入众人视野——梁毅民由佛山空降茂名，出任茂名市长。彼时，茂名窝案震惊全国——曾任茂名市委书记，后担任广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长的周镇宏于2012年1月接受中央纪委调查。而他在茂名的继任者罗荫国，则早在2011年2月就被广东省检察院反贪局带走。茂名窝案共涉及厅、处级干部240余人，市辖6个县(区)的主要领导基本上全部涉案。
梁毅民的到来，曾给深陷窝案漩涡的茂名官场带来一丝希望。梁毅民在佛山工作时，即被誉为“改革闯将”。他更是多年来首名由珠三角地区空降茂名的主政者。人们满怀期待，珠三角的改革之风能吹拂粤西重镇茂名。
三年之后，当初的“救火队长”却在另一场反腐风暴中黯然落马。
佛山往事
今年50岁的梁毅民是广东开平人，他的仕途起步于家乡开平，并最终在毗邻家乡的佛山市成长为炙手可热的政坛明星。
直至2011年去茂名赴任，梁毅民在佛山工作了11年时间，并先后担任佛山中心城区禅城以及第一经济大区顺德的一把手。
一名熟悉当地政情的人士告诉廉政瞭望记者，为梁毅民的高升奠定基础，同时也为日后落马埋下伏笔的，正是他在佛山的11年时光。“更准确地说，就是他担任禅城区委书记的时期。”
2006年，出任禅城区委书记的梁毅民，第一次获得主政一方的机遇。不过此时，他肩上的担子并不轻。大佛山整合之后，禅城区这个中心城区的一些干部群众对此底气不足。
当地人士回忆说，在禅城召开经济分析会时，领导干部们既要观望前方顺德、南海两只“小虎”奔腾而去的身影，还要忧虑身后的三水经济增速惊人，大有赶超禅城抢占第三把交椅之势。
梁毅民来到禅城后，立即展现出大刀阔斧的工作作风。佛山市委主要领导曾评价梁毅民说：“你去了禅城，专干那些得罪人的事情。”
得罪人的事，梁毅民主要干了两件。其一是推进区划调整。2006年7月，禅城区继2003年把5镇8街变为1镇8街后，再次将1镇8街调整为1镇3街。此举目标非常明确：强化组团城市核心区地位。然而，区划调整让一些干部失去了镇街一把手的职务，也令一些既得利益者受损，这让梁毅民得罪了一部分干部。
第二件事就是理顺禅城与佛山市区两级的财权、事权。身为佛山中心城区，佛山市级机关与禅城区级机关之间，常因为钱谁来收、事谁来做的事扯皮。梁毅民主政禅城后，基本理顺了市区两级的财权、事权，为禅城区争取到许多实惠。如此一来，也得罪了部分市级机关的干部和领导。
不怕得罪人的工作作风，让梁毅民赢得了“改革闯将”的声誉。不过一名禅城区退休干部却告诉记者，梁毅民这个“改革闯将”，更是一个处理人际关系的高手。
这名人士介绍，梁毅民到处宣传，说自己工作敢于碰硬，专干得罪人的事。其实他在禅城几乎就没真正意义上得罪人。比方说区划调整的事，那些暂时没了职务的镇街一把手，在梁毅民手下都得到很好安置。还有理顺财权、事权，梁毅民实际补偿了人家很多好处。梁毅民曾经批过条子，为好几个单位集资建房的事开绿灯，目的就是让人家把财权下放到禅城区。
正是因为处理各方关系的娴熟手腕，梁毅民与其他充满争议的改革人物不同，他在禅城几乎收获了各方面的好评。甚至那些他自称得罪了的人，其实都在说梁毅民的好话。
一名佛山当地干部介绍，梁毅民能成为“改革闯将”，一方面在于他的协调能力很强，另一方面也在于他特别善于公关造势、包装自己。
凭借主政禅城这一绝佳平台，梁毅民还干了一件对于自己仕途无比关键的事——经营自身的政商关系。地处经济发达地区，与各方富商打交道的机会很多。雄厚的财力，更让梁毅民得以结交省上大员。
长袖善舞的梁毅民，很快获得了回报。
主政茂名
2010年7月，身为佛山市委常委的梁毅民离开禅城，转任顺德区委书记。虽然仅仅是平调，却传递出一个积极信号。
顺德不仅是佛山第一经济大区，更在岭南政坛享有特殊的地位。在2003年撤市设区前，顺德曾多年位列中国百强县之首，由于经济发展相当突出，改革开放后顺德的多任一把手均获得重用，县级市(区)顺德的一把手往往直接升任地级市的市长职务。
2011年，时任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接受调查，茂名窝案的盖子就此揭开。此时已进入高层视野的梁毅民，作为“救火队长”空降茂名，出任市长。梁毅民也借此完成从副厅到正厅的关键跨越。
许多顺德的干部，对于仅在当地工作了几个月的梁毅民印象较为模糊。一名曾参加了梁毅民离任时的领导干部会议的人士回忆说，被称为“极善作秀”的梁毅民，在那一次会议上却有些“失态”。梁毅民在会上还是说了许多场面话，比如“来顺德工作时间较短，没能更好地为顺德服务，颇为遗憾”等等。但说自己充满遗憾时，梁毅民嘴角却挂着遮掩不住的笑容。“他当时的确太开心，以至于无法隐藏自己的情绪了”。
可惜的是，梁毅民的喜悦并未持续多久。
一名禅城区的官员，利用去茂名出差的机会，曾拜访过老领导梁毅民。梁毅民向对方抱怨，说在茂名办事不顺手，部分干部思想僵化，跟不上自己的节拍。这名官员在茂名期间，也听到很多梁毅民与班子成员不和的传言。
梁毅民初到茂名时只是市长，当惯了“一把手”的他，不得不学着当“二把手”。一名茂名的公务员介绍，梁毅民曾经在考察途中现场拍板了几件事，可到后来却没了音信。下面的人都说，市长拍板的事，看来也不一定算数。
2013年，梁毅民扶正出任市委书记。不过班子团结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好，有关他与某人不睦的事，在茂名官场几乎成为公开的秘密。
一名佛山的干部就对记者感叹：“原本在佛山以协调人际关系见长的梁毅民，怎么到了茂名，却长期处理不好班子团结问题？”
除了官场内的倾轧，梁毅民在茂名还开罪了当地商界人士。今年6月，茂名当地5家公司举报梁毅民的材料在网上流传，说他“制造假案，抢劫民营企业财产”。
一名当地人士说，举报内容是否属实不得而知，但这些举报信在网上大规模流传，甚至茂名方面动用各种力量删帖也未成功，足以说明对方的实力不容小觑。
涉嫌买官？
今年国庆长假结束后第三天，即10月10日，梁毅民被广东省纪委带走。次日，广东省委常委会通过了省纪委对其立案调查的决定。
关于梁毅民的落马，坊间传言不少。有说他在佛山期间与某些富商之间存在利益关系，也有说他是典型的边腐边升，即便到了茂名也没有收手。
一名熟悉广东政情的人士介绍，梁毅民具体的违法事实还有待进一步调查，但此人落马的主要原因，却极有可能是受原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林存德一案的牵连。
9月29日，已退休一年的原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林存德被相关部门带走调查。据媒体报道，林存德落马是受原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一案牵连。万庆良得知自身可能出事的消息后，曾请托林存德代为活动。
据了解，林存德长期在省委组织部工作，曾分管地方干部，退休前还主持了2011年广东地级以上市集中换届。他是现任广东省副省长招玉芳的丈夫。退休一年的林存德被带走调查，无异于向广东官场投下一枚震撼弹。
当地政坛人士介绍说，梁毅民当初倾力结交的省上要员中，林存德就是其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各地组织部的一把手都是外调而来，对于本地干部并不熟悉。像林存德这样长期在组织系统工作的人士，在工作中享有较高话语权。有人分析，估计梁毅民为了自己的仕途，曾向林存德输送过利益。
一名接近广东省委组织部的人士介绍，林存德在组织部工作期间口碑不错，工作能力强，为人低调，甚至在外人看来还有些颇不得志的意味。“他的老婆都是副省长了，而他到退休前还是一个副厅。在组织部副部长的排名中，林存德也一直排在三、五名。外界传言他是常务副部长的说法并不准确。”
这名人士说，林存德在广东政坛是一个敏感人物。级别不高，能量却不小。对于地级市主要领导的任免，林存德可以穿针引线，起到重要作用。“像他这种人，几乎是在扮演掮客的角色。”
据可靠消息，林存德被调查后，受牵连的远不止梁毅民一人。目前还有数名地级市市委常委级别的领导，被省纪委带走调查。
3年前，时任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的落马，彻底引爆了茂名窝案。如今，梁毅民的落马又会在当地乃至整个广东官场，掀起几多涟漪……
一名茂名官员称，如果要重启窝案调查，震撼的力道不会比3年前小。“就说那100多个退赃后没有追究的官员吧，如何处理就是棘手难题。是全部免职还是又划一道线？”
茂名三任书记落马后遗症
文_本刊记者 龙在宇 发自广东茂名
今年9月，某电视台拍摄了一部“探访贪官狱中生活”的新闻影片。正在广东阳江监狱服刑的原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出现在镜头前，接受了媒体采访。身穿囚服、剃着光头的罗荫国，已没有了昔日主政一方的神气。监狱中的他，与杀人犯、强奸犯关在一起，每日还得去车间劳动，加工4000个灯泡。
此刻正在茂名市委书记任上的梁毅民也看到了这段影片。他还在会议上提及此事，并劝诫下属们汲取教训，洁身自好。
仅仅一月之后，梁毅民落马。等待他的，将是与罗荫国相同的狱中生活。
罗荫国、梁毅民，加上之前的周镇宏，近十年时间，茂名四任市委书记中，三人相继落马。前腐后继，令人不胜唏嘘。
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三任书记接连落马，对于茂名人来说，除了惊叹更有深深的失望。一名茂名干部告诉廉政瞭望记者，茂名人对于周镇宏，向来没有什么好感。但对于罗荫国与梁毅民，都曾寄予殷切希望。“结果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
茂名人曾送给周镇宏一个外号，叫做“周大炮”。意思是说周镇宏喜欢喊口号，开空头支票，不做实事。此外，茂名官场风气不正，也是始于周镇宏主政时期。在周治下，茂名的官位往往待价而沽。周镇宏落马后检察机关的指控书显示，周多次收受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2464万余元。此外，还有折合人民币3700万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彼时作为周镇宏副手、担任市长职务的罗荫国，相对拥有还算不错的口碑。罗是本地成长起来的干部，熟悉茂名情况，为人低调务实。罗荫国烟瘾很大，一天要抽一包多烟。但多年来他一直抽十多块钱的白盒云烟，以至于怀揣好烟的下属，当着罗荫国的面都不敢掏出来。
在茂名官场，周镇宏与罗荫国不睦的事人所共知。罗荫国私下到处发牢骚，说自己被绑住了手脚，施展不开。而许多茂名人也认为，真让罗荫国接替周镇宏出任一把手，会迎来焕然一新的局面。
这样的机遇终于来临。2007年，周镇宏高升省委常委，罗荫国顺利接下市委书记。一名茂名人士介绍说，周镇宏虽然离开了茂名，但他的“遗毒”却一直还在。尤其是这样一个买官卖官的人，居然高升省委常委，在茂名官场留下一个很坏的“榜样”。
深谙权术的罗荫国，不动声色地拔除了周镇宏的旧部，也提出了全新的城市发展战略。与此同时，茂名人惊讶地发现，在周镇宏治下本已不堪的官场风气，更发展到疯狂的地步。买官卖官，几乎由潜规则转为明规则。
一名籍贯茂名、现在广州经商的人士向廉政瞭望记者回忆起一件往事，数年前回家探亲，一个担任镇长的同学上门拜访，提出借点钱。问借钱做什么，对方坦承用来买官。他提醒老同学，买官也有风险，钱送出去官没当上，到头来人财两空。镇长却说不用担心。“茂名人都挺厚道，帮不了忙会退钱。”镇长还举出若干例子，证明自己的观点。
上述人士去打听了一遭，发觉事实果真如此。曾有一公安局刑警支队长谋求公安局副局长的职位，给政法委书记送了30万元。此人后来愿望落空，但钱也被退了回来。事后才知道，有人出价比自己高。
“感觉干部选拔成了拍卖场里的竞拍，价高者得。而且受贿者、行贿者都还挺守‘规矩’。”上述人士摇头叹息。
罗荫国落马后，梁毅民自佛山空降而来接下市长一职，两年后扶正为一把手。对于头顶“改革闯将”光环、来自珠三角发达地区的梁毅民，茂名人更是寄予厚望。不过很快，茂名人又失望了。
圈子文化
一名茂名官场人士介绍，窝案爆发以后，买官卖官的风气的确收敛很多，但许多官场痼疾却没能根除。梁毅民身上有干劲，但在现实工作中却推进缓慢。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滨海新区。这是被新一届市委班子寄予厚望的茂名经济新引擎，但无论招商引资还是基础设施建设，比起当初的规划进度都不甚理想。梁毅民身为市委书记，也曾抱怨茂名部分干部思想保守，执行力不强。
久而久之，茂名市民对于梁毅民的印象也同当年的“周大炮”差不多——口号喊得震天响，就是落不到实处。
“多年的文化形成了，不是换一个市委书记就能解决的。”茂名当地人士说，茂名官场中最恶质的文化，除了卖官鬻爵就是划圈子、搞小帮派。帮派林立的问题，直接阻碍了政府的执行力。
曾经有一段时间，茂名干部提拔之前的公示，都不注明干部的籍贯。那是因为有一次市里任用9个干部，其中有7个来自罗荫国的老家——茂名下辖的高州市。“为了顾及影响，决定所有干部公示，都不标明籍贯。”一名茂名人士介绍，在买官卖官之风最盛时，钱已经不是问题，关键是人家肯不肯收钱。“罗荫国收谁的钱，那是把谁当做自己圈子里的人。”
罗荫国与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等都是本地干部，在当地官场深耕多年，从大队基层干起，当过县委书记，从来没有离开过茂名。罗荫国的“高州帮”与杨光亮的“电白帮”是茂名官场实力雄厚的“圈子”。尤其是罗荫国，喜欢使用高州的干部，已是茂名人尽皆知的事情。
挤不进“高州帮”与“电白帮”的人，就得运用夫人路线，混进以罗荫国妻子邹继芳为首的“茂名贵妇交际圈”。在“贵妇交际圈”中，邹继芳是灵魂人物，具体操盘手则是时任茂名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李运容。
一名熟悉当地政情的人士说，其实每个圈子里都得靠钱说话，但各个圈子里的人对外还互不买账，颇有些拉帮结伙的意味。
谈及窝案查办之后的茂名官场生态，当地人士还提到了当初“高举轻放”的处理方式。据其中一名人士介绍，为了避免官场彻底“瘫痪”，当初划了一条线。受贿金额在这条线以下的，还能在原岗位继续工作。起码有160多名茂名官员，得益于这项政策保住了官帽。
“这样的做法在当时有其合理性，但留下的隐患也不小。”茂名人士介绍，近些年就有落马官员的家属一直在举报，说“都收了钱，凭什么我们去坐牢，有些人还继续当官？”
而那些被“高举轻放”的干部心里也不踏实。外界不时有重启茂名窝案调查的声音，甚至某人落马后，“重启调查的时机已经成熟”的舆论又会风传一阵。那些还在台上的人难免生活在焦虑之中，哪里能把全部精力放在工作上。
腐败不仅造成经济落后，不法利益纠葛深重，也成了社会治理的“重灾区”。据媒体报道，茂港区公安分局原局长杨强在全区公安干警大会上，公开说要“以赌养警”。在其任职期间，曾为39家涉黑性质的地下赌场提供庇护。曾在茂名市纪委工作的一名干部说：“茂名市纪委准备查办杨强案的时候，我们都接到了威胁短信。这帮人黑白通吃，案子办得非常艰难。”
重启窝案调查？
窝案查办之后，尽管经济增长乏力，但茂名官场却迎来一段平静的时光。接任罗荫国市委书记职务的邓海光，于2013年升任广东省副省长，更被视为上级肯定茂名工作、窝案那一页已经翻过去的证明。
然而就在今年3月，已退休两年的原茂名市政协主席冯立梅被带走调查。一时间，茂名官场重新暗流涌动。
有媒体报道，冯立梅涉罗荫国案，并向专案组做过交代，后从轻处理未予追究。中央巡视组收到举报，称一批茂名官员当年退赃后未受处理。在中央巡视组的要求之下，广东省纪委准备复查茂名官场窝案，“很多原来不追究的，现在要重新追究”。
对于冯立梅，茂名人的观感普遍不佳，都说他与周镇宏、罗荫国一样贪婪，吃相却更加难看。冯立梅酷爱打牌，身边围着一帮官员、商人牌友。冯立梅的牌局玩得很大，赴局者起码带足50万。据说一帮老板在KTV歌城玩到凌晨两点过，突然来了牌瘾。苦于三缺一，其中一人操起电话，直接叫醒睡梦中的冯立梅。冯立梅并不生气，半小时后就出现在牌桌上。
当时目睹这一幕的人士评价说，即便是送钱，也不敢有人深更半夜去惊扰罗荫国。看来在送钱者眼中，冯立梅也没什么地位。
一名当地人士表示，相较于梁毅民的落马，冯立梅被调查对于茂名官场的震撼更加显著。梁毅民虽然是现任一把手，但毕竟是外来户，关于他被调查的原因，更多是指向在佛山任职期间。冯立梅却是茂名官场的老人，与周镇宏、罗荫国等人的联系颇多。“冯毕竟已退休两年，此时旧案重提耐人寻味。”
一名茂名官员称，如果要重启窝案调查，震撼的力道不会比3年前小。“就说那100多个退赃后没有追究的官员吧，如何处理就是棘手难题。是全部免职还是又划一道线？”
“有的职位有一种传递效应，因为前任的腐败，极易形成‘捡样子腐败’、‘链条式腐败’”，前述市纪委副书记表示，“有时在贪官的影响下，下属更会纷纷效仿，并以此来试探新来的官员。
朱元璋之问：朝杀暮犯为哪般
文_本刊记者 舒炜
11月21日，安徽省商务厅长曹勇落马的消息公布，引发当地商务系统的一阵骚动，曹的前任，方西屏也已于3个月前宣布被查。在更早几个月，该省滁州市的两任市委书记韩先聪、江山也纷纷落马。在这个不光彩榜单上的，还有河南四任交通厅长和该省漯河市的三任市委书记，山西太原市的三任市委书记和公安局长……
“由此看来，在当前的反腐态势中，一地或一部门前任、后任领导接连被查的现象屡有发生。一方面说明反腐决心和力度的增大，不再顾忌查案对当地的影响，过去常把原因归结为个人而避谈一地官场生态，终究未治病根；另一方面则说明腐败情况确实严重，一些地方腐败主体集团化现象已然成型。”国家行政学院的一名教授表示。
明太祖朱元璋以重典反腐著称，但他在晚年也曾发出这样一句感慨：“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上述教授称，当下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以期杜绝前腐后继，其实也就是在解决朱元璋之问。
前后任都是极品
“从多年办案经验来看，前腐后继的案子通常会有两个特点，一是常常涉及要害部门，尤其是集中了审批大权的那些，要不就是地方党政‘一把手’。而我们俗称的‘冷衙门’虽也时有案发，但连续贪腐的几率相对较小；二是这些涉事官员身上大多有着鲜明的特点。”西部一名市纪委副书记告诉廉政瞭望记者。
遗憾的是，在已有前车之鉴的情况下，后腐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如漯河市委原书记程三昌与商人暗中勾结，一口气可以卖掉全市90%以上的国有企业，被人起了个外号“程卖光”；杜在新则完成了一个文人到贪官的角色转变，不管能不能办成事，都敢收钱。他的政治形象，也定格于当地干部口中的“杜灾星”。
他进一步解释道，今年第二批中央巡视组提出有些地方“能人腐败”现象严重，在过去查处的前腐后继案件中，“能人”不少。“一般意义上说，也只有‘能人’，才能胜任那些要害职位，所以中央提出加强对要害岗位的监督，是非常必要的。”
细数过来，茂名市委原书记梁毅民是“改革闯将”，身具珠三角发达地区主政经验；太原市委原书记侯伍杰被人称“脑子转得快”，也能做一些实事；湖北监利县委原书记杜在新则身披“文人书记”光环，硬是凭著一张三寸不烂之舌，在荆岳长江大桥立项上，说服了省市领导和中央有关部门……
廉政瞭望根据公开报道梳理发现，县委书记前腐后继现象突出。如1999年7月到2009年5月的10年间江苏赣榆县连续3任县委书记被省纪委“两规”，广西武宣县也是连续3任县委书记落马；而县委书记这一层级的“最长接力记录”发生在1997年至2012年的湖北监利县，4任一把手都相继落马。
“有连续两任主要领导落马的单位，通常让干部都不太愿意再去。”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分析，“一是当地关系复杂，没有铁腕很难摆平；二是迷信的人觉得这里时运差，自己去了也压不住。”
据廉政瞭望记者了解，最近几年，西部某市一部门一把手连续落马，在征求意见时，没人愿意去。最后组织上点到该市纪委分管案件多年的副书记前去救火，该副书记欣然领命。
反面的例子也不少。如江苏省盐城市房管局几任局长前腐后继入狱之后，新任局长冯雁军心里也是惴惴不安。据媒体报道，想到前几任如此“倒霉”，冯雁军冥思苦想找到了前任们倒台的“原因”：第一，从楼面向前看，办公楼傍河面桥，“出路”不畅，很不吉利；第二，从楼上向下看，楼前环环相连的花坛怎么看怎么像是一副副手铐，凶相妨主。于是经人指点，他在办公楼前建了16根“镇邪柱”。有了“镇邪柱”，冯雁军放心做官，也放心受贿了，最终也赴了前任的后尘。
一名市纪委办案人员称，他所遇到最奇葩的一种前腐后继是“集体研究，索贿分赃”。一般来说，重大事项坚持集体研究决定，是反腐倡廉的有效措施。但福建漳州市南靖县长塔煤矿前后三任矿长、副矿长、书记等10人，延续了坚持“集体研究”、“集体腐败”，共同商量着怎么收受贿赂，结果导致“集体坐牢”。
“生活环境论”
前不久，舆论热炒某省直机关干部在写格言承诺廉洁时，有人写了要做到“出淤泥而不染”。有人就开玩笑说：“不知淤泥们怎么想。”
这本来是一则旧闻，但也可见一些地方的官场生态，暗潮涌动。这也被一些人解读为“生活环境论”，在过去一段时期内，这些地方窝案频发、风气不正，让其中的为官者步履维艰。
说到复杂的官场生态，当下的茂名自然首当其冲。2009年~2012年，以两任茂名市委书记落马为标志的官场贪腐窝案爆发后，当地官场当时已几近瘫痪。据《新京报》报道，当时一名接近广东省纪委的人士说，很多涉案官员被定义为消极腐败：“作为市委书记的周镇宏和罗荫国收钱，你不送钱行吗？很多人是被裹挟的。”
这种论调的可怕之处，在于给大规模的集体贪腐找了个台阶来下，并且有一种受害者的委屈状。廉政瞭望记者曾多次奔赴茂名采访，感受到当地官场的那种小心翼翼和人心惶惶。
在茂名市纪委提供的一份材料称，在治理干部“贪、混、庸、懒”上，茂名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建立干部“干事对账”制度、重点治理“红包”突出问题等，却仍然没能阻止有的干部在贪腐之路上继续前行，包括前来“救火”的市委书记梁毅民。在目前的政治体制框架下，一把手对一城、一地的发展举足轻重，甚至一个城市“性格”的形成也与一把手有关，治理沉疴非一时之功，尤其是“换汤不换药”。
“有的职位有一种传递效应，因为前任的腐败，极易形成‘捡样子腐败’、‘链条式腐败’”，前述市纪委副书记表示，“有时在贪官的影响下，下属更会纷纷效仿，并以此来试探新来的官员。如我们曾查处的一个药监系统几任局长腐败案件，后任吸取来了前任因贪腐而落马的的‘教训’，用更加隐蔽的方式敛财。”
不可回避的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引起“前腐后继”。在一种“你捞我也捞，不捞白不捞”的心理支配下效仿，最终是“拔出萝卜带出泥”。重庆荣昌县电厂前任厂长王某在该厂筹建购买设备中收受贿赂，其后任厂长吴某向其“学习”，在销售电力及发包该厂绿化工程中收受贿赂20余万元，结果二人相继落网。
诚然，腐败环境和风气培养不出清官，但绝非只能随波逐流。在《老子》中有这么一段：“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有人说，成都市原市长葛红林的那句为官格言就是对《老子》中这句话的一种解读——“同流不合污”，这几个字是13年前他到成都挂职前，中组部一位领导送给当年到西部挂职干部的一句告诫。
葛红林在工作中进一步丰富为“不合上级的污、不染同级的污、不沾下级的污”三句话，更获得了“清正廉明”、“干活拼命”的民间评价，也坚守住了底线，破解了上述所谓的生活环境论。用葛红林自己的话来说，关键是要做到“对上不依附，对下不团伙”。
要换人，更要动机制
“如果光换人不改机制，正如换汤不换药一样，病是治不好的。”前述市纪委副书记表示，“当年崇祯皇帝在位17年，一口气换了50多个内阁大学士，杀了10多个六部尚书，也丝毫没有用。”
不可忽视的是，这些窝案、前后案频发的地方和部门权力高度集中。廉政瞭望曾报道过河南省交通厅四任厅长的前腐后继，提出要加强这些重点岗位上监督的宽度，有专家特别分析过：“交通领域把道路建设工程的投资、建设、管理、运营四职合一，同时扮演着投资者、管理者、监督者等多个角色，‘一把手’权力过度集中，自然是需要重点防范的廉政风险点。”
其实，厅官也好，县官也罢，人们只注意到这个岗位不断在换人，而没有看到在改变制度设计上有什么作为，没有强化对权力的监督，没有采取措施加强对这些权力的约束。换人而不改机制，腐败自然难以断绝。
“我们现在关心的是菜价，第4个厅长落马，也是刚听说的，交通厅的领导这个贪了，那个腐了，我们老百姓早已见怪不怪了。”河南交通厅二级单位公路局的退休职工薛长明在听闻第四任厅长落马时显得很平静。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游伟称：“我们虽然已经在多年之前相继查处了多人，也认真倾听甚至相信了他们的种种‘承诺’，但个人权力高度集中的配置却没有被真正削弱，对一把手的有效监督体系依然没有建立，在一些公共强势权力领域，职权设置的结构性缺陷十分明显，权力监控与制约甚至完全空白。”
“只靠前车之鉴，难防前腐后继。”在不少纪委干部眼里，解决同一岗位出现的前腐后继现象，事后查处只是治标之举，最好是能做到关口前移。“尤其惩防体系中列出的重大廉政风险点，应该加大监督力度。”西部某市预防腐败室主任表示，他们要求每个区县纪委都要成立预防腐败室，这在编制紧缺的县区一级，并不多见，目的还是为了集中力量做好预防腐败。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中央纪委原执法监察室副主任孙怀新曾对网友表示，出现前腐后继的主要原因是制度缺失，其防和治理要从具体的环节、具体的领域、具体的制度上来观察和思考，落到具体的制度建立上，没有制度的要建立制度，有了制度的要增强制度的执行力。
乾隆一朝是所谓的大清盛世，但在中后期，官员的贪污也随之自上而下弥漫的歌舞升平而愈演愈烈。以浙江巡抚为例，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继王亶望、陈辉祖两位前任之后，时任浙江巡抚福崧又因贪腐落马。然而浙江巡抚的前腐后继，只是乾隆晚年官场贪腐成风之冰山一角……
乾隆朝的反腐与纵腐
文_毛剑杰
1781年，乾隆帝治下号称鼎盛的大清王朝，发生了一起举国震惊的重大贪腐窝案：时任浙江巡抚的王亶望，在甘肃布政使任上谎报灾情、私分救灾银事发落马，甘肃官场涉案者多达60余人。
此案，朝廷最后查清王亶望伙同陕甘总督勒尔谨等人，共贪污赃银1000多万两，祸及官吏60余人，其中王亶望论斩，勒尔谨自裁，冒赈至两万银两以上者22人死罪，其他官员发配。此案是大清立国以来所未有的特大贪污案，可谓震撼朝野。
然而，王亶望的下场，似乎并未影响乾隆后期官员们的继续贪腐：这是一个自皇帝以下都在自我封闭中歌舞升平的年代。乾隆自己带头铺张奢华，上行下效蔚然成风，官场风气早已悄然变化，贪墨、结党营私、官官相护，各地财政则普遍出现了严重亏空，大省大亏，小省小亏，钱粮名实相符的州县寥若晨星。其中山东省巨亏200万两之多，福建亏空250万两以上。
三任浙江巡抚落马
王亶望被处决后仅仅3年，他的继任者，也就是当初奉命查抄王家的浙江巡抚陈辉祖，此时虽已升任闽浙总督，也因贪腐照样落马，被赐自尽。
陈辉祖落马，事发于他的四弟陈严祖。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正月，时任甘肃理环县知县的陈严祖，被发现系王亶望贪污大案漏网成员，贪污金额为4800两，而当时主持王亶望案查办的陈辉祖，显然难脱包庇干系，遭乾隆帝降诏严斥，因此自请降三品顶戴留任。
但在当年9月，陈辉祖即被进一步追责，遭朝廷革职拿问，其罪状显然不只是包庇。原来，朝廷“检校亶望家入官物与原册有异同”，进而查明，陈辉祖当初在奉命查抄王亶望家产时，以银换金，隐藏玉器，多将贵重器物占为己有。
于是在次年2月，陈辉祖因牟利营私罪名被乾隆帝赐自尽。但陈案并非就此打住，在他身后5年，乾隆帝将湖北官场之贪腐成风，归咎于当初陈辉祖任湖北巡抚时，更将其子充军伊犁。
乾隆一朝是所谓的大清盛世，但到乾隆中后期，官员的贪污，也随之自上而下弥漫的歌舞升平、奢靡气息而愈演愈烈。以浙江巡抚为例，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继王亶望、陈辉祖两位前任之后，时任浙江巡抚福崧又因贪腐落马，他被查实索贿白银11万两，并侵吞公款6万多两，在被押送北京途中被勒令自尽，同案犯官两淮盐运使柴桢则被就地正法。
浙江巡抚的前腐后继，只是乾隆晚年官场贪腐成风之冰山一角：乾隆四十七年山东巡抚国泰案、乾隆四十七年闽浙总督陈辉祖案、乾隆四十九年江西巡抚郝硕案、乾隆六十年的闽浙总督伍拉纳案、福建巡抚浦霖案……自此，封疆大吏们的前腐后继，在清朝就这样拉开了永不停息的大幕。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此间，乾隆查处贪腐官员力度不可谓不大。史载，乾隆查案，从不投鼠忌器，也不讲究什么“办案范围”，并且时时警惕着官员的贪腐行为，甚至从蛛丝马迹中觉察。
乾隆四十九年春，乾隆帝在巡幸江南途中，召见江西巡抚郝硕。郝硕的奏对支支吾吾，毫无条理，让皇帝很不满意。于是被勒令“进京候旨”，事实上革了职。但郝硕的霉运不止于此。问答中，乾隆还敏锐地察觉，郝硕恐怕不仅仅工作能力不行，很可能还有贪腐行为。
于是，乾隆下令两江总督萨载借机去江西密查郝硕。5月，萨载回奏郝硕果然有腐败行径，一是向下属官员勒索钱财，二是收受馈送，涉嫌受贿。郝硕随即被正式革职，并被抄没家产、勒令自尽。
然后，乾隆又从郝硕的腐败，联想到了整个江西官场。很快，查实有行贿情节的江西各道府州县官员71人，连负责查办此案的两江总督萨载，也因失察之罪，被革职留任，被扣罚养廉银三年。
乾隆处置贪腐的手段也相当酷厉，乾隆二十二年，朝廷查出云贵总督恒文低价向下属强买黄金，少付银两，同时有数万两银子的财产来源不明。于是恒文被“谕令自尽”，和他“搭班子”的云南省级领导也被“一锅端”：
巡抚郭一裕参与强买黄金，被撤职、充军；布政使纳世通、按察使沈嘉征知情不报，还一味迎合上司的不法行径，被革职。有主动行贿行为的剑川州知州罗以书，革职，杖责100；临安府知府方柱等37名在任知府、知州、知县，被认为在被勒索的时候人人隐忍，没有一个人告发，不能算是自首，全都有罪。结果37人全部被“降一级留任”。
对犯罪的官宦子弟，乾隆则会从严从重判决。王亶望案发生后，闽浙总督陈辉祖的弟弟陈严祖、两江总督高晋的儿子成德都涉案，分别贪污白银3700两、4300两。两人初判都是斩监候。但乾隆将二人改判了“斩立决”。
然而，乾隆末年的贪腐案，却也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而前腐后继、愈演愈烈，根源还在乾隆自身。尽管他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来预防、惩治腐败，但他同时也推出了更多的制度，把官员们往腐败的道路上推：臣工贡献、皇帝出巡、议罪银、官员公捐……
臣工贡献就是达官显贵们向皇帝进贡，乾隆把地方高官进献贡品的多少、好坏、周期长短，和他们的“忠诚度”联系在了一起。始于雍正朝的臣工贡献制度，在乾隆朝严密化、系统化，而且进贡周期越来越短，最初是端阳、万寿、元旦时大臣们进贡，后来乾隆又规定上元、中秋等节也要进贡，而且平常要有“非例之贡”。仅有制度可循的，乾隆时期的天下总督每年进“例贡”183项、巡抚进“例贡”277项，这还不包括制度之外的“非例之贡”。
当时的闽浙总督伍拉纳就承认：“我们并不自出己资买办物件，乃婪索多银自肥囊橐。”而浙江巡抚福崧到任后，马上吩咐盐运使柴桢“代办”贡品，有玉器、朝珠、手卷、端砚、八音钟等件。这一次进贡花费白银三万八千余两，全都计在盐运司衙门的公款上。
乾隆拿到的贡品太多，塞满了整个紫禁城。到嘉庆继位后，发现“内府所存陈设物件，充禼骈罗，现在无可收贮之处”。事实上，绝大多数贡品，乾隆压根就没看过，更没碰过，“所贡之物，视之真粪土之不如也”。
乾隆还喜欢出巡。他在位60年，外出巡幸超过了150次，平均每年接近三次。乾隆本人也承认此举劳民伤财，在晚年说：“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
正由于出巡过于频繁，且热衷游山玩水，地方官绅便投其所好，不惜耗费巨资“接驾”。在富庶的江南地区，盐商等富裕阶层或者主动捐献、或者被官府勒索，承担了主要成本，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则完全是动用公款，于是腐败官吏趁机中饱私囊。
“独善其身”只是美好的幻想
此外，乾隆朝还有议罪银制度，这是根据官员犯罪情节的轻重，交纳相应数额的银子来免除一定的刑罚。
议罪银制度明显有法不依，加剧了清朝官吏的腐化。乾隆本人也承认此举有可能让“廉者为贪者受罚”，但就是不取消，还将此举扩大化，将一些在财务上的“无着款项”也勒令相关官员赔补。
比如乾隆47年镇压回民起义后查出“军需断难开销各款”，一共有27.7万的白银难以核实，勒令陕甘总督的俸禄和养廉银都扣两成，直到补足款项为止。这又是一项让地方要员不堪重负的制度。
这其实是皇权的自私。乾隆除了可以借此制约地方大员外，还能敛财。因为，所有的议罪银不是缴到国库，而是进入内库，也就是皇帝的小金库。
在这些制度高压之下，封疆大吏们不可能保持廉洁，不得不勒索、挪用，把腐败的压力转移到下级官员头上，最终导致整个地区、整个系统的集体腐败。于是，进入官场的任何一个人，想“独善其身”都只能是美好的幻想。聪明如乾隆者，发现了问题，但却不想改变。
于是，乾隆朝反腐的最终结果，就是出了和珅这个空前绝后的巨贪，据计算，他被查抄的家产总数超过白银8亿两，而当时大清国库每年收入才8000多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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