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老蚂蚁
——潍县乐道院国际集中营解救记
（本篇口述历史全文一万余字，将分上、下两集发出，标题不同。本文为上集。）
口述：王成汉 采访：薛刚 整理：薛刚
口述采访时间：2017年10月2日 地点：贵州省贵阳市
王成汉（英文名 Eddie Wang）
男 1925年2月1日出生 祖籍 成都
1943年成都树德中学毕业后就读四川大学物理系，1944年12月投笔从戎至国民革命军青年军203师，半个月后转入重庆干部训练团电信大队，1944年12月入军事委员会外事局译员训练班第二期，毕业后分配至美军战略服务办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简称：O.S.S）特别情报组（SI组），亲历抗战胜利后营救潍县乐道院国际集中营外籍侨民的行动。
（老兵王成汉）
投笔从戎 报考译员
我的父亲王国藩是北洋政府时期的铁道学院毕业的，后来就职于汉口长江水力委员会任副总工程师，母亲叫欧阳碧是北京人，一个家庭妇女。我是在汉口出生的，我有兄弟三人。一个同父异母的大哥王成秀，一个亲弟弟王成济，我是排行老二。大哥后来在国军的空军里服役，1949年后去了台湾，1994年去世，弟弟现在是第四军医大学的教授。在汉口住到三岁的时候，由于父亲忙于工作疏于对子女的照顾，我们兄弟三人被外婆接到北京。在我六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年仅46岁，我们兄弟三人是母亲和外婆一手拉扯长大的。在北京的时候我们住在报子胡同，我就读的小学就是在国立报子胡同小学，小学毕业后我在丰盛胡同的国立五三中学上初中。1935年我十一岁的时候，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当时北平城里秩序非常混乱，母亲和外婆害怕耽误了我们的学业，1937年1月份年就把我们全家从北京就搬到了成都，因为我有个表舅叫余中英当时在成都当市长。到成都后我考入成都树德中学，我是在树德中学完成初高中学业的。
（卢沟桥不会忘记）
（电报员，资料图）
（训练中的中国伞兵）
在昆明附近的开远，组里安排我开始军事学习和训练，因为我基本没有什么军事基础和战斗经验。学习内容就是武器使用及跳伞。武器学习主要是学怎样使用轻武器，步枪、机枪、卡宾枪、手榴弹一类的，还有使用TNT炸药，因为要到敌后去会有爆破的任务。另外也学一些重武器，火箭筒（巴祖卡）、战防枪等。
然后专门有一个美国上尉来培训我学跳伞，因为组里的别人都跳过伞的，就是我还不会。跳伞是怎么学的呢？让我先坐在一个伞上，他就教我利用伞绳控制降落伞怎么往前进，怎么后退，怎么样左右换向，落地后怎么样一拍伞就飞了，人就可以解脱了，等等这些注意事项。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像真实跳伞的训练。有两个架子一边高一边低，架子中间架了两根钢丝绳，两个钢丝绳上边有两个环，把你吊到上边，然后美国教官让我从高的一端冲滑下去，就像飞机上跳下来的感觉了。教官叫我到了某个位置的时候就放手，人就“啪”的一下掉来了。这些都学完了以后美国教官发给我了一把左轮手枪，五十发子弹，我就算合格毕业了。
（日本侵略军）
1945年的7月底我培训毕业后从开远回到昆明休息，还没有休息几天就听到美军在日本投下原子弹的消息，之后不久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了。日本投降了，我们这个SO组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我被重新分配到了SI组。我当时的心情非常的复杂，一来是高兴！我们终于取得了胜利，把日本侵略者打败了；二是遗憾，我这才学到了本领，正准备和鬼子大干一场报效国家呢，结果连鬼子的影子都没见到，战争就结束了，心里那叫一个后悔呀，后悔自己当兵晚了！
（王成汉在贵阳家中接受采访）
临危受命 解救侨民
刚分到特别情报组SI，还不清楚日后具体要做什么呢，谁知8月16日我们就接到了命令，立刻成立一个7人小组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
7人小组很快就成立了，一个美国少校担任我们这个行动组队长，他就是美军少校斯坦利 司泰格（Stanley Staiger），另外六个人是：日籍美国人塔德 纳卡奇 （Tad Nagaki）担任日语翻译；美军报务员彼得 奥利兹（Peter Orlich）负责与重庆的外国大使馆联系；美军医生雷蒙德 汉斯拉克（Raymond Hanchulak）；美国海军调过来的情报员詹姆斯 摩尔（James Moore），他是负责情报收集及反馈的；还有詹姆斯 汉侬（James Hannon），他是在欧洲战场上空被德军击落后被俘，从德军集中营里逃脱出来的美军飞行员，最后是我这个全组唯一的一个中国人，我的任务是中文翻译。
我们这七个人之前彼此都不相识，至于为什么挑选我加入这个小组，我猜想是因为O.S.S里原本中方译员就不是很多，另外也和我受过无线电报务员的训练有关。小组成立后我们就即刻乘飞机到达西安。此时除了队长外我们都不知道此行的任务到底是什么，大家心里虽然都有疑惑，但谁也不敢私下打听。
8月17日凌晨我们降落在西安飞机场，这时候队长才宣布了行动命令：到山东的潍县去解救潍县乐道院国际集中营里的国际侨民。当时有四个解救行动组同时驻在西安飞机场，一个是去北京的集中营，行动组代号“火烈鸟”；一个是去沈阳集中营（行动组代号可能是“麻雀”，记不清楚了）；一个是去海南岛的集中营，行动组代号“鸽子”，还有我们去山东潍坊的这个组，我们组的代号是“鸭子”。事后我们才得知整个这次大营救行动一共有九个组，除了去韩国的“老鹰”组因为日军的完全不配合，未能完成任务外，其余的都顺利完成了任务。
出发前队长和我们重点讲述了此次任务的几个要点：第一、只是知道这个集中营在潍县县城附近，但没有具体的方位；第二、这个集中营里有一千多欧美侨民，其中有三百多个儿童；第三、附近并没有适合降落的机场，我们只能选择跳伞着陆；第四、为了防止日军未接到命令不配合而袭击我们，必须采取低空跳伞。
左一：情报员摩尔，左二：日语翻译纳卡奇，左三：队长司泰格，左四：军医汉斯拉克
8月17日早上七点钟我们起飞了，九点半左右我们就到了潍县上空展开了空中搜寻。开始是在两千英尺高度，但地面上情况什么也看不见，又降到一千英尺还是找不到，最后就降到五百英尺，在潍县上空飞了三圈用了不到半小时，终于看到了一个类似集中营的地方。
当时在集中营里的侨民只是看见有架飞机在这盘旋，以为是日本的飞机都没有在意，因为他们会经常看到日本的飞机飞来飞去的，而且这些侨民并不知道日本已经投降的消息，看守集中营的日本人还在隐瞒着他们已经投降的消息。直到我们下降五百英尺后，侨民们看清了飞机机身上的美军空军的星形标记。“哎！这个是美国飞机,是美国飞机,是来救我们的！”
几百名难民们蜂拥着跑到集中营的门口，有的人一边甩动着衣服一边呐喊着，有的人手里提着菜刀提防日本袭击我们。集中营的日本看守他们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平常侨民们都是不准走出这个大门，这怎么一下就冲过来这么多人？天上又飞来了美国飞机，日本看守一时间慌乱得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种突发的状况。有的把枪都拿出来，子弹都上膛了就是不敢开枪。
我们在飞机上清楚的看到了集中营的围墙，又看到了上面的电网以及碉堡和壕沟等。队长说：“到了，就是这个地方！”然后，我们的飞机从五百英尺再降到四百五十英尺，我们开始准备跳伞。跳伞的顺序是：队长司泰格第一，日语翻译纳卡奇第二，海军情报员摩尔第三，报务员奥利兹第四，我是第五，然后是汉侬，最后是军医汉斯拉克。
“好了，跳伞！”队长大喊一声就先跳下去了，轮到我跳的时候，我心里还是非常紧张的，有点害怕，结果后面的军医汉斯拉克，看到我犹犹豫豫的，就一把把我从飞机上推了下去。一跳出机舱门我整个人就瞬间昏过去了，直到降落伞被打开后，有个向上一拽的猛力，一下就把我拽清醒了，大约过了十多秒钟后就掉到地面了。
落地后地面上正好是一片高粱地，队长已经在下面等着我们了，等大家都集中好以后，我们就躲在这片高粱地里，正在琢磨着怎么接近集中营的办法呢。突然，就听见叫喊着的呼啦啦的冲来了一群人，不是日本兵！全部就是外侨难民！这些侨民冲过来跟我们拥抱，呼喊着：“欢迎，解放了”！难民蜂拥而至，一度非常拥挤混乱，我鞋都挤掉了。难民把我们扛起来，四个人扛一个，连扛带抬的把我们七个人抬到了集中营的大门前。
（日军集中营资料图片）
日方当时接受了我们的这些条件。下午日本领事馆就从青岛派了一个副领事过来了，副领事来了就说：能不能我们干脆就都退了算了，什么吃的穿的全都你们管我们不在这呆了。队长说那不行，你暂时还得管着！日方全部接受我们的条件及部署之后，队长把枪都还给他们了，就说我们还得合作，你们为了安全也需要武器的嘛，我们也不要你的武器，不过你们住地方要腾出来，我们要在这里办公。结果日方当天下午四点多钟就全都搬走撤离了，随后我们立即让报务员把通讯设备架好，并很快和总部取得了联系。至此，可以说我们已经安全顺利地完成了前期的任务。
侨民们与“鸭子”组成员欢庆胜利
集中营里的难民经历了什么苦难，后来他们怎么样了呢？请看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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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亦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