邸报
邸报又名进奏院状报、朝报、邸状、邸吏状、邸吏状报等，邸报是其通称，是指在政府中枢部门统一管理下统一发布的正式官报。它发源于唐代的进奏院状报，在宋代开始被称为“邸报”，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邸报是实行高度中央集权制度的封建社会的产物，是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工具，内容受到当局严格的控制，主要涉及皇帝的诏旨、皇帝的起居、官员的任免、臣僚的章奏，战报及刑罚等。读者主要是政府官员和一般士大夫知识分子。
《申报》
《申报》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大报，是上海第二份中文商业报纸，创刊于1872年，由英商美查创办，以营利为首要目的，因而十分注重办报质量。由于在经营管理和内容等方面采取多种办法，创刊4个月，销数即增至3000份，挤垮了《上海新报》。
《循环日报》
《循环日报》是早期国人自办报刊中最出色的一份。1874年2月4日，《循环日报》在香港创刊。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王韬是该报的创办人和第一任主笔。在王韬的主持下，《循环日报》以“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变法以自强”为办报宗旨，是中国近代第一份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公开鼓吹变法的报纸之一。该报取名“循环”，是因为其创办人王韬是循环论的信奉者。王韬先后在该报上发表了数以百计的政论文章，评论时事政治，鼓吹变法自强。在业务上，《循环日报》对中国近代报业发展的最大贡献，就是首创一种以政论为灵魂的报纸。作为一份政论报刊，《循环日报》还大胆改革文体，建设报刊政论文体。王韬为《循环日报》撰写的政论，立场鲜明，短小精悍，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而且富于感情，后来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报章文体，对当时的文坛和以后的维新派报人有很大影响。
《向导》
《向导》是中共中央第一个政治机关报，时事政治评论性的周报。1922年9月13日在上海创刊，1927年7月停刊，共出201期。《向导》是在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出版的，蔡和森为第一任主编，该报集中宣传党的“二大”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同时，与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宣传工具进行了激烈的舆论斗争。《向导》周报自创刊之日起，就以其鲜明的革命性、深刻的思想性、犀利的战斗性深受广大劳苦大众的喜爱和欢迎，国内读者赞扬《向导》是“黑暗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向导》周报不仅在党的新闻报刊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在现代中国报刊史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湘江评论》
《湘江评论》是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进步学生报刊之一，是湖南学生联合会机关报，于1919年7月14日在长沙创刊，由毛泽东主编。它是一张4开4版的小型周报，新闻、评论全部用白话文写作，以述评为主。毛泽东不仅精心编辑这张报纸，还发表政论、述论、杂论将近40篇。该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李大钊评价它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1919年8月上旬，《湘江评论》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
新华社
新华社的全称是新华通讯社，它的前身是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成立的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是当时的临时中央政府机关通讯社。1937年1月更名为新华通讯社，即“新华社”。
1956年刘少奇曾对新华社的工作作过具体指示，为新华社的发展确立了方向。作为国家通讯社，在这一时期新华社明确提出了要使自己成为“消息总汇”、成为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群众的耳目喉舌的目标。
新时期，新华社的发展目标是成为世界性通讯社。到1961年底，新华社的对外分社达到了40多个，新华社的国际新闻也由原来的据外电编发为主向以自己的驻外记者发稿为主、外电为辅的格局转变，这标志着新华社向世界性通讯社的快步进军。
九一记者节
九一记者节是中国新闻记者的节日，设立于新中国成立前。“九一八”事变后，国统区新闻界提出“开放言论、保障人权”的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为缓和新闻界的激愤情绪，要求从1933年9月1日起各省“保护”新闻从业人员。1934年8月，杭州市记者公会通电全国新闻界，倡议公定9月1日为中国记者节。从1935年开始，“九一记者节”得到全国新闻界的承认，每逢这一天，各地都会举办各类活动，出版特刊。九一记者节一方面体现了保障记者人权、维护言论自由的宗旨，另一方面开启了中国记者职业化的道路，留下深刻的历史启示。
穆青
穆青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新闻记者，曾任新华社社长。从事新闻工作50多年，他勤学苦练，不懈进取，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和世界各地，写了多篇在中国新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闻佳作。他的新闻通讯报道浓缩了伟大时代，多角度、多侧面、全方位地叙写了时代激流，因而读来引人入胜。1986年，国家创办中国新闻学院，穆青兼任新闻学院院长，为中国新闻队伍建设付出了辛勤劳动。
《中国的西北角》
《中国的西北角》是中国著名记者范长江的著作。1935年他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身份进行西北采访活动，为该报写的通讯后汇编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这一系列通讯以纪实的方式，谈古论今，既有大量的历史、地理、人文与自然知识，更透露了重大的政治消息，还首次客观而真实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行踪和影响。他的文章笔触生动而有感情，刊出后受到广泛欢迎，“长江”名噪一时。《中国的西北角》的出版产生了巨大影响，获得了轰动性的成功。与当时的“西北开发”策略相衬而生，对于揭露当时社会黑暗、吏治腐败、民族矛盾等问题均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