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滕森提出一个设想：需求与欲望的改变或许与生理年龄没有直接关系。它只是与视角有关——你认为自己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时间长短。
可以想见，无所畏惧的年轻人总觉得“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经历过生活脆弱时刻，甚至有过濒死体验的人，无论老少，则更希望与家人多待在一起，把关注点转向当下。所以，一个身患绝症的年轻人与一个老年人，在社会交际方面的喜好几乎是一致的；“9·11”、汶川 大地震、巴黎恐怖袭击的当事者们，也会极大地缩小社会交往网络。
“我们如何使用时间，取决于我们觉得自己还有多少时间。当生命的脆弱性凸显出来的时候，人们的日常生活目标和动机会彻底改变。”
但是，阿图指出，“即便死亡的威胁使得我们重新对欲望加以排序， 这些欲望也并非不可以满足。”这正是当代的辅助生活机构应努力做 到的；这也是生命处于脆弱阶段的人及其亲友们应尽力认清的。
3．安全与尊严，哪种需求优先
威尔逊的辅助生活机构模式成功后，美国出现了一大批类似的社区， 但开发商们大多没有威尔逊的理念，只是打着养老旗号，建立起外观相似但服务内容减少、甚至强制规定更多的老年社区。
阿图去请教威尔逊：为什么辅助生活机构往往达不到目标？
回答是，首先，“真正帮助人们生活”做起来比说起来要难多了。她以帮助老人穿衣服为例。理想状况下，应该尽量让老人自己穿衣服，让 他们做力所能及的事，从而保持他们的生活能力和独立感。但实际情况是给一个人穿衣服总比让他自己穿要简单，花的时间要少，负担也轻。这就是人们做事通常采取的方式，“任务比人更重要”。
另外，没有好的指标来评价养老院在帮助人们生活方面的成功程度。 相反，我们有非常精确的健康和安全评价体系。所以，你可以猜到养老院关注的内容：他是不是瘦了，是不是忘记吃药了，或者是不是摔倒了，而不是他是不是孤独。
“更令人沮丧也更重要的是，辅助生活机构不是为老年人修建的，而是为他们的子女修建的。”决定老人住在哪里的是子女，养老机构展示出来的设施都是中年夫妻希望自己的父母拥有的，而不是父母自己的选择。悖论在于：“我们自己想要自主权，而对于我们爱的人，我们要的是安全。”
“很少有子女会想'这是妈妈想要的、喜欢的、需要的吗？’，他们更多从自己的角度想问题。孩子会问：'把妈妈放在这个地方，我心里舒服吗？’”
事情就是这样逐渐演变的，老年人过上一种受控制、受监督的机构化生活。这是一种能保证安全、但没有他们想要的内容的生活。这是让老年人们不开心的生活。
4．更好的生活
阿图带我们看了几个成功案例，它们告诉我们，老年生活不一定只是意味着沉闷、孤独、脆弱，不一定只是在安全与尊严里面二选一。
其中一个例子是纽约州一个叫新柏林的小镇上，一家疗养院做的“疯狂实验”。这里有 80 位严重失能的老人，一半以上有身体残障，80％患阿兹海默症。初来乍到的人，在每个房间都能感到压抑和绝望。
新来的医疗主任托马斯 31 岁，有一肚子热情和想法。他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应该按照自己在家里生活的方式，给这里注入生机，那就是，把植物、动物、孩子引入居民生活。他决定在每个房间里摆放植物；拔除草坪，开辟菜园和花园；饲养两条狗、4 只猫和 100 只 鸟！
开始时一片混乱，比如鸟送来的那一天，鸟笼子居然没有及时送到，送到之后又发现是还未组装起来的。养老院的人乱成一锅粥，在房间里追着小鹦鹉，再想方设法把它们塞进笼子送进每个老人的房间。但正是这种“激昂的环境”让每个人积极参与其中，人人都尽力帮忙，安抚猫和狗，帮忙装鸟笼，帮工作人员指……
植物、动物带来的活力与责任迅速显出效果。100 只鸟迅速被认领了， 每只鸟都有了自己的名字。以前不爱走动的人现在会说：“我想带狗出去散步。”人人眼里有了光亮。
疗养院还鼓励员工们把孩子带来照顾，专门开辟儿童游戏的场地，学龄儿童放学后还可以来这里写作业。孩子的加入让这里不再沉闷。
两年之后，托马斯对比了这里与附近另一所疗养院的状况。结果令人鼓舞，他们这里的居民“处方数量下降了一半，针对痛苦的精神类药物下降尤其明显。总的药品开销只是对照机构的 38％，死亡率则下降了15％”。
另一个心理实验也验证了这个结论。他们把一所疗养院的老人分成两拨，一部分负责给植物浇水并参加一系列讲座，内容是在生活中承担责任会带来好处；另一部分人的植物由工作人员浇水，他们也听讲座， 内容是说工作人员应该为疗养院居民的幸福负责。一年半以后，结果显示，那些被鼓励承担更多责任的人（即便只是负责照顾一株植物这么小的事），思维更敏捷，活得更长久。
还有些疗养院尝试与邻近的学校建立联系。部分身体还不错的老人会担任学校的导师和图书管理员，比如参加过“二战”的老兵会为学习历史的班级讲亲历故事；会乐器的老人会指导爱好音乐的孩子练习；五六年级的孩子与老人一起上健身课；中学生则学习怎么跟老年痴呆患者协作，一起参加交友活动。老人和孩子们都在这种交往方式中受益， 尤其老人们觉得，这才是“真正地活着”。
为什么会这样？这里就涉及生命价值的哲学问题的探讨了。我们通常认为，人们都追求一个超出自身的理由。这个理由可大（国家、家庭、 信念、原则）可小（建一所房子、照顾一个宠物），重要的是，给这个理由赋予价值，将其视为可为之牺牲之物时，我们的生命就有了意义。
阿图引用了哈佛大学哲学教授约西亚·罗伊斯的话：“人类需要忠诚。 尽管这种忠诚不一定带来幸福，甚至有时可能是痛苦的，但它让生活能够忍受，否则我们就只是受欲望的引导，而欲望是转瞬即逝、无法满足的，最终它带来的只是折磨。”
上述疗养院引进动物、植物和儿童，就为居民们提供了表达忠诚的一个小出口，尽管有限，但他们如饥似渴地抓住了这个机会。这提醒我们，安全和保护并不是我们寻求的全部内容，我们期待的是有价值和目的的生活。
五、放手
1．大限之前的错误选择
前面主要说的是衰老带来的问题，从这里开始，阿图将带我们面对一个更艰难的话题：当重病来临，当大限将至，我们该怎么办？
一个总的原则是，“要警惕医学干预必不可少的想法，抵制干预、修复和控制的冲动”。
太常见的例子是，当确诊癌症，选择化疗、放疗还是采取保守态度？
阿图说，有明确的研究表明，虽然化疗可以显著延长一部分病人的存活期，但是人数比例较小，且平均只能延长两个月的生命。而在第一、 二轮化疗失败之后，癌症病人很少可以通过进一步治疗获得更长的存活时间，而且往往还会承受严重的副作用。
可是，无论病人、亲属还是医生，似乎总在说：再试试别的办法吧， 不要放弃！（我们先不谈是否有与利益相关的因素，只从人的本能愿望与医生职业伦理说。）
对于病人来说，他／她不想说出口，因为选择不进行积极治疗似乎就意味着放弃，就意味着坐等死神来临；对于亲人来说，常见的情况是， 死亡话题更讲不出口，即便病患已经情况糟糕，大家还是闭口不提 “死”字。
阿图说，对医生而言，有两个问题构成了障碍：一是，医生自身的观点可能不切实际，超过六成的医生都会高估病人的存活时间，而且医生越熟悉病人，出错的可能性越大；二是，就连这类估计医生也很难说出口，在“顾客永远是对的”的时代背景下，医患关系越来越错位，
医生尤其不愿意摧毁病人的期望。但实际有四成肿瘤医生承认，他们给病人提供了自己都觉得不太可能有效果的治疗。
当然我们也听到不少患了绝症但依然长寿的例子，寻求这种微弱的可能性也没错。问题在于，“这不意味着我们不为比这种可能性大得多的结果做准备，好像我们的彩票 100％都会中大奖”。
种种心理导致大多数人生命最后的日子都是在监护室戴着呼吸机插着管子度过。你的器官已停止运转，你的心智摇摆于谵妄与清醒之间， 你永远意识不到自己很可能生前都无法离开这个冰冷的地方，而大限来临之前，你没有机会说“再见”、“别难过”、“我很抱歉”、“我爱你”。
这完全是一种错误。我们根本是在缩短、恶化自己余下的时间。
2．医患共同抉择
有研究揭示，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一个国家的医疗发展会经历三个阶 段：第一个阶段，国家极度贫困，因为得不到专业诊断和治疗，多数人在家中亡故；第二个阶段，随着国家经济发展，人民收入水平提高， 更多的资源使得医疗得到更广泛的提供，患病的时候，人们求助于卫生保健系统。在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他们往往在医院逝世，而不是在家中终了；第三个阶段，国家的收入攀升到最高水平，即便罹患疾病，人们也有能力关心生命质量，居家离世的比例又增加了。（中国 还处于第二个阶段。）
这似乎是美国正在发生的情形。在家死亡的案例在 1945 年占绝大多数，到 1980 年代末期，下降为只占 17％，然而，1990 年代开始，比例又开始增长了。选择临终关怀的人数稳定上涨，2000 年时，45％的美国人在临终关怀与亲人陪伴中离世。这个比例是全世界最高的。
阿图认为，新标准尚未建立，需要更多在此方面的关注与共识。从医生角度来说，也许应该更多提醒自己要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在医学院就读期间，阿图被教导医患关系有三种模式：家长型、资讯型、解释型。
“家长型”是最古老最传统的：如果有一粒红色药片和一粒蓝色药片， 医生会说：“吃红色的。这对你好。”他可能给你讲讲蓝色药片，也可能不讲，因为他认为已经告诉了你需要知道的东西。这是一种“医生最明白”的模式，虽然常受指责，但依然普遍。
“资讯型”医生向你解释，“这是红色药片的作用，这是蓝色药片的作用。你想要哪一个？”医生的工作是提供最新知识和技术，病人的任务是做出决定。越来越多的医生成为这样，因为选择和风险由病人自主选择。医生对专业的了解越来越多，而对病人的了解越来越少。
阿图认为，这两种关系都不是人们想要的。“我们既想了解信息，又需要掌控和裁决权。同时我们也需要指导。”“解释型”关系正是如此，
医生会询问：“对你来说，什么最重要？你有些什么担心？”然后他会向你介绍红色药片和蓝色药片，告诉你哪一种最能帮助你实现优先目标。这也被称为共同抉择模式。
这些显然受限于就诊时间、医生资源、医生酬劳挂钩制度等现实难题， 更难之处在于，医生要做的不能仅仅是理解病人的愿望。愿望是反复无常的。每个人都有哲学家所谓的“二级愿望”，即更健康，更少受制于恐惧、饥饿这类原始欲望，忠实于更大的目标。如果医生只听病人暂时的一级愿望，可能根本就不能服务于病人的真正愿望。医生需要帮病人权衡他们更大的目标，甚至质疑他们，让他们重新思考其考虑失当的优先选项和信念。这种做法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必需的。
3．临终护理不是无所作为
即便阿图这样的资深医生，对临终护理也有认知误区。他以为，临终服务能提供的无非就是注射吗啡，降低痛苦。
实际并非如此。
他采访的护理人员，会定期到病人家中探访，问一系列问题：痛吗？ 胃口怎样？睡眠好吗？有没有焦虑或者心神不宁？有没有胸痛或者 心悸？有没有便秘、排尿或者行走问题？……之后，护理人员会检查病人家中的药盒、氧气机、喷雾器，帮病人补充药物，更新设备，还会就病人的生活提出建议，比如想办法多进食。
“标准医疗和临终服务的区别不是治疗和无所作为的区别，而是优先顺序的不同。普通医疗的目的是延长生命，通过牺牲生存质量来获得时间，而临终服务是为了帮助患者在当下尽可能享有最充分的生活。”
这位护理人员说，“我不是来说'我很难过’的。我会说，我是临终服务护士，我可以做一些事情使你的生活更好过一些。我知道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
阿图还以为，选择临终服务会加快病人死亡的速度，因为病人放弃了医院治疗，又使用大剂量的麻醉药止痛。但多项研究发现，情况并非如此。
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跟踪了联邦医疗保险的 4493 位末期癌症患者和末期充血性心脏病患者。他们发现，乳腺癌患者、前列腺癌患者以及直肠癌患者参加善终服务与否，在存活时间上没有差异。奇怪的是， 对于有些病人，善终服务似乎还延长了存活时间。胰腺癌患者平均多 活 3 周，肺癌患者 6 周，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则是 3 个月。其中的教 训几乎具有禅意：只有不去努力活得更长，才能活得更长。
4．遗愿清单
过去，死亡过程通常更突然。因为没有现代医学在疾病早期作出诊断、 通过治疗延长生命，从发现疾病到死亡可能也就是几天到几周的时间。
那时有关死亡曾有一套规定的习俗，死亡艺术方面的指南很流行。 1415 年出版的一个拉丁文版本在全欧洲重印了 100 多版。人们认为 应该坚韧地接受死亡，不应该害怕或者自怜，除了上帝的宽恕以外，
不应该有别的希望。重申个人信念、忏悔自己的罪过、放弃尘世的财 产和欲望至关重要。临终遗言尤其具有尊崇地位。
但现在，尽管人们知道死亡是确定的，死亡时间却并不确定。于是每个人都在与这个不确定，与怎样、何时接受战争失败进行抗争。至于临终遗言，却好像根本不再有这回事了。
很多病人都知道自己已临近终点，然而他们，连同他们的家人，都没有为最后的阶段做好准备。“关于病人在生命终点的期望，医生与他们的交谈比家人与他们之前的全部相关交谈还多。但问题是，已经太晚了。”
阿图认为，除了单纯地延长生命之外，重病患者还有其他的优先考虑事项。调查发现，他们的主要关切包括避免痛苦、加强与家人和朋友的联系、意识清醒、不成为他人的负担以及实现其生命具有完整性的感觉。我们的技术性医疗体系完全不能满足这些需求，而这种错误的代价远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因此问题是怎样能够在人们生命终结之时帮助他们实现其最重要的愿望。
这类谈话当然是很难的，所需要的技术不亚于做一次手术。阿图说，“主要任务是帮助人们应对各种汹涌而来的焦虑——对死亡的焦虑、对痛苦的焦虑、对所爱的人的焦虑、对资金的焦虑……一次谈话不能 涉及所有问题。接受个人的必死性，清楚了解医学的局限性和可能性，
这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顿悟。”
谈话的技巧也很重要，比如，不要问“临死的时候，你有什么愿望？” 而是问：“如果时间不多了，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阿图列出一位顶级护理专家的建议问题清单：他们觉得预后会怎么样？对于前景，他们存在哪些担忧？他们愿意作出哪些取舍？如果健康状况恶化，他们希望怎样利用余下的时间？如果他们自己不能做决定，他们希望谁来做决定？
这位专家曾与自己的父亲进行这项艰难的对话。在一次重大手术前， 这位专家问父亲：“我需要了解为了博取一个活命的机会，你愿意承受多少，你可以忍受的生存水平。”谈话很痛苦，最终父亲说，“如果我能够吃巧克力冰激凌，能看球赛电视转播，我就愿意活着。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愿意吃很多苦。”
听到这句话，女儿完全震惊了。她从不知父亲热爱足球比赛，他描述的这个画面她全不认识。但结果证明这场谈话至关重要。手术中，父亲大出血，医生说如果要挽救生命，必须再做一次手术，但这可能导致永远残废。她有三分钟时间考虑，然后她意识到，父亲已经做了选 择。如果活下来，即便瘫痪，他还可以吃冰激凌、看球赛。于是她同 意再次手术。术后父亲无法独立生活，但心智完好无损，活了十年。
这位专家说：如果没有那次谈话，做决定的那一刻，我会选择让他走。因为情况太糟糕了。但事后我会不断自责，质疑自己是不是让他走得太早。如果选择手术，事后发现他残疾了，我也会觉得内疚，认为这是我让他受的苦。但因为那次谈话，我不需要再多想。他已经决定了。
大量统计结果证实了这一点，仅仅是谈话，就可以减少病人在治疗过程中的痛苦，同时大大降低病人去世后家人患上严重抑郁的概率。
任何人都有充分理由害怕这种谈话。它带来难以应对的情绪，而如果想处理得当，真的需要时间。但这至关重要。
六、勇气
1．选择比风险计算复杂多了
阿图有个重症病人，腹部充满积液，因为肿瘤沉淀物塞满了她的淋巴 系统。她的肚子像个皮球一样，仿佛随时可能爆炸。有几种应对方式， 比如用一系列新化疗方式缩小肿瘤；通过手术解除肠梗阻，手术有极 大风险，但却是她重新获得饮食能力的唯一途径；或者插几个永久性 的栓，可以随时打开释放液体；或者用药物控制疼痛和恶心，安排临终服务。这些选项听起来都很吓人，让人无所适从。
阿图尝试了解她最大的需求，她说希望可以吃东西，希望重新站起来， 希望回家，跟爱的人在一起。根据这样的回答，他们共同决定采取手术。可是第二天，病人又希望取消手术。“我害怕。”她想了一个晚上疼痛、插管以及手术可能会带来的各种屈辱和并发症，不想接受任何可能的风险。
他们再次交谈，她说自己最大的恐惧是受苦，虽然做手术就是为了减 少她的痛苦，但手术会不会让她情况更糟呢？阿图回答，有可能。有 75％的可能她的未来会更好，至少暂时更好，但也有 25％的可能她 会更糟。
所以该怎么选择？阿图意识到，选择比风险计算复杂多了。
在影响巨大的《思考，快与慢》一书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 尼曼已通过一系列实验告诉我们，大脑给我们两种权衡类似痛苦这类 经验的方式——有当前理解及事后理解之分，而这两种方式有着深刻的矛盾。
其中一个实验中，他们对 287 位处于清醒状态、正要接受结肠镜检查 和肾结石手术的病人进行了研究。研究人员给病人一种设备，让他们 在从 1（不痛）到 10（难以忍受的疼痛）的范围内，每 60 秒评估一 次疼痛程度，相应的评估系统会对逐刻疼痛感受提供量化的测量。最 后，他们要求病人评估整个过程的疼痛感。手术过程从 4 分多钟到60 多分钟不等。病人一般会报告整个过程的疼痛程度为低度到中度，而过程中有些时候觉得非常痛。三分之一的结肠镜检查病人和四分之一的肾结石手术病人在整个过程中，至少有一次报告疼痛程度是 10。
我们自然的假设是最终的评估代表着逐刻评估的总体。我们相信长时 间的疼痛比短时间更糟糕，平均程度较大的疼痛比平均程度较小的疼痛更糟糕。然而病人的报告根本不是这样的。相反，他们的评估可以用卡尼曼的“峰终定律”来概括：只计算在两个时刻体验到的平均疼痛，即过程中最糟糕的时刻和最后时刻。
人好像有两个不同的自我：体验的自我平等地忍受每时每刻的体验， 记忆的自我事后几乎把全部判断权重放在两个时刻上，即最糟糕的时刻和最后的时刻。困难在于，在两种极为不同的评价之间，我们该听哪一个的？
“说到底，人们并不仅仅把他们的生活看作全部时刻的平均数——毕竟要是算上睡觉时间基本就没什么了。对于人类来说，生命之所以有 意义乃是因为那是一个故事。”但是，我们也认识到，“不应该忽视体验的自我——高峰和结尾不是唯一重要的部分。青睐极度快乐的时刻 而忽视稳定的幸福，从这点来说：记忆的自我并非总是明智的。”
在医疗过程中的选择，也许重要的是，医生、家人帮助病患一起，梳理出什么是最实际紧要的。有些欢乐的获得值得忍受痛苦。高峰是重要的，结局同样如此。
在这个例子里，阿图最终承诺了最能达成病人需要的一种方式：还是要做手术，但是以最不冒险的方式做。一旦手术过程出现风险，立即停止或改变策略。后来病人去世，她女儿写信给阿图：“妈妈走得非常平静，当时爸爸一个人陪在身边，我们其他人都在客厅。这个结局如此完美。”
阿图说，至少这一次，我们做对了。
2．善终不是好死，而是好好活到终点
中国人常说“好死不如赖活着”，而阿图通过全书试图证明，面对大限， 在好死与赖活之间还有第三个选择：好好活到终点。
他认为，所谓勇气，就是认清我们无法控制结局，存在人的有限性， 但我们也并不是完全无能为力。“我们有采取行动、建构我们自己的 故事的空间，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局限性越来越大。”
当我们理解到这一点就可以明确几个结论：我们在对待病人和老人方面最残酷的失败是，没有认识到，除了安全和长寿，他们还有优先考虑事项；建构个人故事的机会是维持人生意义的根本；通过改变每个人生命最后阶段的可能性这一方式，我们有机会重塑我们的养老机构、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对话。
这个话题不可避免会延展到“安乐死”议题。如果以维持人的自主性和控制力为目标，那么在人们需要的时候，是否可以帮助人们加速死 亡？
在这个问题上，阿图是持反对意见的。尽管他知道，在允许安乐死的地方有严格规定，比如只能给特定的成年绝症患者开这类药；他们必 须有难以忍受的痛苦；有书面说明他们的选择不是出于抑郁或其他精神疾病；有其他医生确认他们满足标准，等等。但是，“到 2012年，每 35 个荷兰人中就有一个在死亡时寻求辅助死亡，这个事实并不是制度成功的标准——那是失败的标准。”“毕竟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好死，而是好好地活到终了。”
在荷兰等允许安乐死的国家和地区，临终护理等项目相对发展较慢， 阿图认为，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就是，“辅助死亡制度强化了这样的信念：在一个人衰弱或者重病之时，通过其他措施减少痛苦并改善生活是不可行的。”
辅助生活比辅助死亡艰难很多，但是，它的可能性也好得多。
3．最好的告别
阿图的父亲是个繁忙的泌尿科医生，一周打三次网球，身体健壮得像头牛。行医 30 多年，他从未因病而停诊或取消手术一次。但当他 70 多岁的时候，阿图终于意识到父亲不可能长生不死。
一开始父亲只是颈部疼痛，大家都没在意，以为是关节炎。随后几年里这种疼痛加剧并扩展到左臂和左手，最终核磁共振结果显示，他的脊髓里面长了一个瘤子。一瞬间，他们似乎进入了另一个生死攸关的世界。
阿图找了最好的两位神经外科医生，一个建议立即手术，另一个建议 先观察再做手术。两人都是权威，提供的信息都毋庸置疑，但面对选择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谁都难以决断。
父亲最终选择了两人中更像“解释型”医生的那一个，因为他习惯在别人说完话后等一拍才说话，他似乎更愿意了解父亲的担忧和想法。后来证明，这位医生的判断是正确的。
肿瘤诊断出的三年多时间里，父亲一直按过去的方式生活，临床工作、 慈善项目、每周三次网球，只是，他如心理学研究所揭示的那样缩小了关注范围，更频繁地探望他的孙子孙女们，交代了遗嘱，搁置了新的冒险计划。
后来，他的右臂也开始麻痹，似乎到了做手术的时间了。阿图与父亲进行了一场艰难的对话，按照临终专家的建议，逐个问了父亲相关的问题。“如果瘫痪的话，他有哪些惧怕？”“如果情况恶化，他有什么目标？”“为了阻止可能发生的情况，他愿意做哪些取舍？”
阿图说，这是他一生中问的最难的问题，他怕父亲或母亲生气、沮丧， 或者提问本身就已经让他们失望了。但是谈话之后，大家都觉得如释重负，思路清晰了。
查出癌症近四年后，当疾病威胁到父亲生活必需的能力时，他终于接受了手术。手术过程中，阿图因为清楚父亲的想法，完全知道如何做判断。他们共同做出了最好的选择。
即便如此，仍然会走到一个时刻，父亲将不久于人世。当医生告诉他发现了新的肿瘤，不做治疗最短活三个月，最长活三年，采取化疗的话平均寿命会长一点，新一轮的选择又开始了。
在将就现有的状况尽量把生活过好，以及为了一个前景渺茫的机会牺牲现有生活两个选项间，父亲最终选择了前者。他接受了临终服务， 过了几个月平静的日子，最终在家人的陪伴下离世。
阿图在书的结尾深情写道：“在我的童年时代，父亲总是教育我要有毅力：永远不要接受遭遇的限制。作为一个成年人，我观察生命最后几年的他，也亲眼看到他如何忍耐那些无法凭希望使之消失的限制。
什么时候应该从挑战局限变为尽量充分利用它们，往往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有时候挑战得不偿失。我帮助父亲经过了确定那个时刻的挣扎，这是我最痛苦同时也最幸运的人生阅历。”
对父亲，他做到了最好的告别。
原书信息
书名：最好的告别
作者：［美］阿图·葛文德
译者：彭小华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